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很多事情一波三折。如果真是好事多磨，任哲伦认为自己现在不会处于一种焦头烂额的状态了。
会议厅里头的熙熙攘攘高潮迭起的学术争论，他是暂且没有这个精力去留意。和自己人站在外面的走廊里，握手机的手心全是一层湿汗。
当医生是很难的事情，最难的事情有时候可能跟老百姓所想的不一样，不是如何给人治病而是如何组织给人治病。医生背地里付出的如何调集一切资源给病人治病的隐形成本，非老百姓眼睛里能看得见的。
同理，当有些医生干脆把这个隐形成本甩回去给病人和家属身上：你们自己去找谁谁谁干什么。
接下来自然被老百姓一顿痛骂：我不懂医的，你让我自己去找？！
事实上让外行的普通患者家属自己去找医学途径是不切实际，哪怕你给对方指明路径如何走，但病人家属终究是外行，不说办不办错事儿单是医学沟通和理解方面会存在很大的问题。
医生最好是主动承担起这些事务，哪怕这是项最难的工作。
大佬们全是患者口碑里的好医生，理所当然会这样做。
基于此，站在任哲伦旁边的左晋茂以及姚致远的脸色跟随流露出多少的紧张。清楚任哲伦自始自终在做的是项过于艰巨的任务。
唯独只有把技术抢在自己的手里，医生心里头能踏实，能有自主权为患者争取最大的福利。因而眼前是一场恶战在斗争。
改变原先拟定好的实验计划，会难免给合作方透露出自己这边技术不自信以及实验环境的不稳定性等缺陷，因此他自开始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与张大佬协商之后最终继续敲定了要改。他和张大佬的魄力可以有，问题是如何给合作方进行合理的解释让合作方信任于他们，目前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你解释不通保证不了的时候，合作方必定要对你进行追责。最糟糕的结局无非是一拍两散法庭见面。
果然是这样了。
“任教授，你重新提交的方案设想并不能让我们感到满意。我们听信于你，选择让机器与你回原单位进行实验，是认为你可以在你原单位握有主导权。现在看来，你并没有很好地做到你先前所承诺到的目标，而是被人牵着鼻子走了。”电话对面的合作方说。
合作本身是种交易，如果没有坦诚的利益交割，对方是不会舍得去割让自方的权益给他人叫做合作的。
在医疗界求合作同是如此的利益基础。
找家厉害的三甲医院合作临床实验，无非图的是给机器打造名声以及拓展国内市场之类的商业目标。从上述电话内容可知，任哲伦在合作方面前打包票做一些承诺是没法子必然的事。
“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改变。”任哲伦努力强调。
“你说没改变，为什么要突然改变原先的计划？我们没看出来，你们这改变的计划相较原来的计划有什么更优越可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