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上午三四节上的是《散文写作》这门指导性课程。
大课间为二十分钟，大部分同学已经选好位置坐好，前后左右都争相互看对方的作业。
课任老师还没来，李香月趁着这个空当站在讲台上挥动着一本方格子作文本，朝着下面的同学大声地说道：“各位同学，上周老师布置的散文作业，请大家现在交给我。”
下面零零散散的声音回答道：“好的，知道了。”
“舍长，把你的给我瞧瞧！”黄国安向李经纬伸出了手，央求道，“让我看看你的大作。”
“随便拿去，不要弄坏就好。”李经纬从书包里掏出了作业本给了黄国安，“你待会帮我交上去就行。”
“没问题。”黄国安答得很干脆，他打开了李经纬的作文本，认真地看了起来。
《活着》随想！
人，总是先是活着，而后才是死去。活着，是一种机缘的巧合；死去，当然也就不可避免。然而就在生与死各均等地占据着人生百分之五十的几率中，人们只死死捏着生的这一端，竟也将人类文明传播了五千多年，并且仍将继续延续下去。
可就个人而言，常人却不过是百年，穷其一个人的一生，大多也只不过是“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纵心所欲，不逾矩”罢了。至于八九十乃至百年，则尽可放手归去，拾得死的那一半，人生便合二为一，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也正如佛家所曰：生又何苦，死又何哀！但人毕竟不是佛，人总是乐生恶死的，并且不是一般的观念之举，而是一种极端的践之于行的做法了。
自秦始皇始，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奢想获得仙丹和长生不老药，妄想凭此可与日月星辰同寿，与天南地北同岁。可是生死轮回，自然之道，无人能免。尽管秦始皇每日接受千百臣子跪拜之礼兼最好祝祷：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却也是百年之躯。假如上苍真的如始皇所愿，万岁万岁再万岁，就是三者相加，无疑都可享年三万，倘若其用意不是相加，而是相乘，则所得结果不知足可以令太阳和地球轮回多少次了，又何况是人，孰不可笑。
再者，曾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二日后归家问询得七世孙，其岁寿最多也不过七百多，可谓高寿，凡人与之匹比，不可望其项背矣。至于彭祖八百多岁，则可能为人间最高寿，后人若想与之攀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无疑是自取其辱。当然，也有比此三者长寿者，只不过这些人要么是神仙，要么是佛，他们已是属于非人类的范畴。
世无万岁君王，也无千岁大人，有的只是一二百年有限寿的平凡之人。而且不但年寿有限，就人之活着也极其真实而平凡。最初为原始之先民，群体而居，以渔猎采集为生，彼此共同劳作，共同分配吃、穿、住、用、行等一切所得物品，彼此活着皆为对方活着的基础，自己活着的同时也让别人活着，于是天下相安无事；继之出现封建君主专权，天下人分九等，社会上的财富尽聚在金字塔的最高层，诸侯士大夫等活得比神仙还快活，老百姓却是百般受苦万般受难，一些卿大夫甚至为了让自己活得安心，而不惜置他人于死地，自此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此时世上流传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民谣，这是一个谁都想称王称帝的时代；再继而之为现代社会，较之前两者，现代社会民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各行各业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因此，社会大众也只能是各自为安，人人居安思危。这一时代人们自己顾着自己活，没有闲暇去管他人怎么过，也不能干涉他人怎么活。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品性和生活方式，幢幢高楼平地起，高层低层形式相似，层层楼房的窗子都装有防盗网。
活着，虽然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同的活法，但是不同时代的人在某些方面肯定也有着某些相同的生活经历。对于活着，就每个时代来说，人们都有活得好、活得不好也不坏和活得坏这三种说法。世上没有最好和最坏，只有更好和更坏，因此我把更好的、更坏的分别算进好的和坏的里面去了，因此并没有划分成五类。
活着是这样，死亡，其实也是如此。只是死亡毕竟是有别于活着的另一种物质形态，我们用活着的状态是感知不了死亡的。可是道家有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阴阳相克而生死相对。由此论及生从而论到死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此这般，死亡对于人来说，不也是可以进行归类的么。
如果一个人寿终正寝，也即是死得其所；如若一个人在不该死的时候却死了，也即文人雅客所谓的死不瞑目。前一种我们视为自然死亡，我们不便说些什么也不用说什么的；只是后一种死属于非正常死亡，那我们在惋惜之余是该说些什么也应当敢于说些什么的。活着不需要太多的理由，自婴孩“呱呱”安全堕地，他便是活着了。可死亡却不同，它必须要找出导致死亡的原因，从而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否则它必会引起个人甚至是人类社会的种种不安和恐惧。那是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死亡并不是个人自然的生理行为，而恰恰是一种社会行为，即人们所经常说的社会习惯所使然。
王国维国学大师在他的《人间词话》里有两句话说得好：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王国维大师本人之死不就印证了他自己所说的后面一句话吗？因为，王先生之死属于非正常之死，而为文学上之习惯所使然。其实王国维大师尽可不必把“杀许多之天才”只局限在文学这一块领地上，它尽可以延伸到社会上的任何一个领域。不过王国维大师是出于做学问的缘故，这便情有可原。若是标榜忠实的史学家所为，则难辞其咎。
我们别说其它的，就说一下一代影坛巨星阮玲玉，她带给人们的记忆也许不是很多，但就她留下的“人言可畏”这四个字，也就足以令国人深思。而今人却对她的死作出种种揣度，故弄玄虚而且可笑至极。原因明摆着，“人言可畏”！君岂不闻三人可以成虎，众口可以烁金吗？人言不可畏谁可畏，尤其是出于“丑陋的中国人”之口！一句“他妈的”开始，上至祖宗十八代，下至曾孙十八代，左添油，右加醋，能把一个完完整整的人骂得体无完肤，能把死的骂成生的，生的可以骂成死的。流言蜚语的打击力不亚于十三级超强台风，试想一下，能经得起如此大风大浪折磨的世人能有几个？一来是缘于天堂与地狱的落差相去甚远。其实最难适应的是隐藏在骂的背后的邪恶用心。韩信能受跨下其耻大辱，也仍要借用“能屈能伸，是为大丈夫”来聊慰一番；越王勾践十年卧薪尝胆，甘愿为吴王夫差做牛做马，因为这背后有他尚未雪耻的家难国仇。然而，阮玲玉毕竟不是大丈夫，也没有什么家难国仇。对于别人的造谣中伤和无中生有，她只是感到无奈和冤屈，为此她用死来证明的也就莫过于“人言可畏”这四个字了。实际上，最能适应这种气候的一个人，他就是《活着》的男主人公——徐福贵。
细说起来，徐福贵原先也并不怎么习惯这种大起大落的遭际的。因为他不同于阿Q，他的祖先确实阔绰过，拥有二百多亩地。他自己身为公子爷时也真真切切的阔绰过，有一百多亩地。可是生活就是想不到，徐福贵他就是想不到从他祖父传到他爹的手上怎么就少了一百多亩地；他也想不到竟在一夜之间他会输掉那一百多亩他爹准备留给他的田地；真是怎么想也想不到他岳父竟然带人敲鼓打锣大模大样地把他的老婆给接回娘家去了；再怎么想也想不到的是，后来他的家珍又自己回来了，再后来又生了有庆，后来呀后来……
反正是一连串的想不到，徐福贵后来就这样不紧不慢地适应了作为破落户的那种朝不保夕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困潦倒的生活。徐福贵从一个吃喝嫖赌可以说是无恶不作的花花公子，居然变成了一个憨厚老实的顾家男人，真是难以想象。
自从徐福贵成为了一个平民后，他再也没想别的，只是想过上平民所过的那种正常的生活，做一些凡人的事情。现在勤勤俭俭，做到一家无饥饿无冷暖就尽责了，老来也能养妻育儿，然后就死在儿女的前头，接受应有的丧葬礼仪。然而最后一个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的妻儿都陆陆续续先于他而去，徐福贵他一个白发人，送走了几个黑发人。可是他还是坚持住活了下来，尽管很痛苦也很无奈，却是活得越来越豁达。毕竟出于那样的一个岁月，谁又能奈何得了呢！不想活着的，那就得死给别人瞧；如果想活着，就得看着一个个的人无辜地死去！
《活着》并不是不好，只要活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