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 商人奢靡风气
范纯仁在汴梁城留了近七日，正常述职之外几乎都在福宁殿陈述抑商的重要性。
除了封建时代抑商的本能之外，这也是两度担任宰相的朝廷大员待在除了东西两京之外商贸最繁荣的两浙地区，透过所见的现象看到了背后的隐忧。
第一点毋庸置疑，商人的谋利性总会促使他们为了利润不惜违反律法，无视民生，这与儒家倡导的思想肯定是背道而驰的。
第二点则又与土地有关，农户辛苦忙碌一年，除去赋税勉强够一家温饱，若是遇到荒年常常食不果腹，从事手工业或者到与商业有关的各种行当做雇员没有农户辛苦，收入又比农户多，这会使各地的农户想要变卖土地往主要的城里涌。
放以前的时代，到了如汴梁城这等都城一般人是不好生存下来的，毕竟没有繁荣商贸支撑的话，普通人在这种地方很难谋到活计。
但是到了大宋，商贸之繁荣是封建时代的巅峰，后世的元、明和清都无法望其项背。
光汴梁城商业、手工业就有六千四百多户，按行业划分，有鱼行、肉行、姜行、果子行、牛行、马行、米行、大货行，小货行、布行等等一百六十多个行业。
在封建时代这就需要海量的雇员来运营，只要肯吃苦，愿意背井离乡去汴梁城闯一闯，总是可以寻条活路的。
这也是汴梁城从内城到外城一扩再扩，巅峰时期达到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要抑商其实手段很有限，以大宋现在对土地的控制程度，把商业的繁荣限制了，那必然会导致无业人员大增，他们又无土地耕种，根本就安置不了。
何况，时代发展到了这一步，再把人赶回去种地，更像是固步自封。
范纯仁提出了几项举措都是治标不治本，事实上别说是范纯仁，商税超过农业税在历朝历代都是首次，没有前例可以参考，要创造性的出台法令，来促使国家在商业和农业上达成平衡是非常难的事。
终于在商议了差不多七天之后，赵煦拟定了一个不太成熟，但可以去尝试的方案。
第一，降低一到两成农户的赋税。
如今因为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税法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尤其是方田均税法查到了大批量不纳税的隐田，朝廷征收的粮食足够开销，甚至能够撑起两线作战。
各地府库的粮食除了备用荒年之外还有盈余，这说明农业的赋税有降低的空间，降低赋税就是旨在改善民生。
第二，在原有基础上增收一成商税。
这个其实并不是很好，商税最早起源是在周公时期，当时失去政权后的商朝遗民，多从事贩运、买卖商品的行业，俗称商人。
周朝统治者对其征收的税主要有关市税和山泽税等，之后就形成了定制，各朝的变动无非是增加市税和山泽税的某个名目。真正完成对商税制度变革和发展的是大宋颁布的《商税则例》，朝廷为此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商税务院。
商税则例即是对商业活动征税的条例和规定，它打破了五代时期割据的诸国的地方性征商体制，而代之以全国性、统一的征商条例，条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流通，限制税务征收畸轻畸重。
商税的主体为过税和住税，过税是向转贩货物的商旅征收的税。开设店铺的商人在当地出售货物或行商到达住卖地分出卖货物，该地税务征收的赋税即住税。住税的承担者还包括进行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兼商人和一部分兼营家庭手工业的农民。
两种商税的具体税率，过税为货价的百分之二、住税为百分之三。
为了促进商税则例的执行，大宋朝廷还采用揭榜置壁、公之于众的办法，把应当纳税的商品名目令各级衙门书于税务、官署、交通要道的墙壁上，“当算之物，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板榜，置官宇之屋壁，以遵守焉”。
这个制度对于限制地方政府私增苛捐杂税，保护商人利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商税制度的完善是大宋商贸繁荣的基础之一，各地商人依律缴纳过税和住税，其产业就会得到官府和律令的保护。
自此之后，商税征收与日俱增，不仅影响了大宋境内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国家的财政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及至如今的绍圣三年，商税已经超过农业税许多。
增收一成商税对于如今已经完全起来的商业并不能有什么限制，而商人肯定会把增收的商税成本转嫁到物品价格或者雇员身上。
所以，这项措施很可能只是增加了朝廷的税收，反而是购物者或者雇员利益受损。
第三，抑制民间的斗富和奢靡之风。
大宋立国之初，太祖皇帝倡导节约勤俭，反对奢华，并以身作则。太宗皇帝时期，继承了太祖简朴的作风，从宫廷到官场，他节俭的风尚对臣民的影响不小，上至朝堂下至民间，都倡导简朴。
但在真宗朝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社会生产力在和平的局势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使得国家财富的积累获得大幅增长。真宗皇帝赵恒开始在宫廷大量收集奢侈品，奢靡之风首先在宫廷兴起。
宫廷奢靡起到反向榜样的作用，很多自上到下的奢靡消费现象比比皆是。
有文献记载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即银近百两矣。足见都城人士在高档酒楼的消费奢靡之至。
这种现象在仁宗朝和英宗朝都没有得到任何抑制，甚至在民间更加风行起来。
及至神宗朝和太皇太后高滔滔执政期间，尽管神宗皇帝也称得上励精图治，高滔滔更是勤俭节约到人人叹服的地步，可官场和民间的奢靡之风再也压不住了。
这段时期，宫廷用度不及高官大员们几次宴席，而高官大员碍于身份又远远比不上京城和各地的富商们，他们出入规格和宴席标准规格之高，日出百两千金稀疏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