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西平定后，韩愈随裴度回朝，因功授职刑部侍郎，宪宗命他撰写《平淮西碑》。写碑文也决不能马虎，于是韩愈参考了很多历史典故，花了三个多月，进行过无数次的修改之后，终于将碑文写好了，提交给了皇帝。
碑文前半部分写了当时藩镇割据的危害，中间记录了作战的具体内容，后半部分歌颂了皇上论功行赏，举国欢庆的场景。期间还掺杂了一些对皇帝指挥有度，调兵遣将的歌颂。
碑文写得大气磅礴，堪称奇文。唐宪宗看了之后，非常高兴，立刻让人将其刻在了功德碑上，这就是韩愈着名的平淮西碑。
但是谁都不曾想到的是，这个平淮西碑却引发了一场争议。
这个碑文问世之后，有一些人表示不服气，以为当时裴度是负责指挥的，而李愬是冲锋陷阵的人。以李愬为首的一些人，认为韩愈轻视了李愬的功勋，却把裴度写成了第一功臣。
当时，李愬率先进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功劳最大，他对韩愈所写愤愤不平。
李愬的妻子是唐宪宗亲姑姑宠爱的女儿，不光可以自由出入皇宫，也可以随时看得到唐宪宗。因此她好几次在唐宪宗面前，说碑文写的不好，轻视了李愬。最后，唐宪宗只好下令让翰林大学士段文昌重新写碑文，写成之后，把韩语的碑文抹掉，刻上了段文。
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尚书左仆射郑余庆因谙熟典章，被任命为详定使，对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加以修订。韩愈被引为副使，参与修订工作。
相比韩愈官场的起起伏伏，白居易的仕途则属于稳中有升。
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官拜翰林学士，三年拜左拾遗，五年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丁忧，九年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816年）贬为江州司马，这是白居易受到的最大挫折。在此之前，二人同朝为官大致近二十年，没有交往记录。
白居易从江州司马转为忠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冬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元和十五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从五品下），始着绯（紫服佩金鱼袋）。又和韩愈同在朝廷任事，从此开始了仅有的几年交往。
韩愈和白居易诗词来往不多，白居易诗词中和韩愈有关的诗词有六首。
《和韩侍郎苦雨》：“润气凝柱础，繁声注瓦沟。闇留窗不晓，凉引簟先秋。叶湿蚕应病，泥稀燕亦愁。仍闻放朝夜，误出到街头。”
《同韩侍郎游郑家池小饮》：“野艇容三人，晚池流浼浼。悠然倚棹坐，水思如江海。宿雨洗沙尘，晴风荡烟霭。残阳上竹树，枝叶生光彩。我本偶然来，景物如相待。白鸥惊不起，绿芡行堪采。齿发虽已衰，性灵未云改。逢诗遇杯酒，尚有心情在。”
白居易和韩愈的其他四首诗是《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和韩舍人题杨舍人林亭》、《和韩侍郎张博士游曲江见寄》、《思旧》。
韩愈诗词和白居易有关的有两首。
《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杨尚书林亭寄第三阁老兼呈白冯二阁老》：“墙下春渠入禁沟，渠冰初破满渠浮。凤池近日长先暖，流到池时更不流。”
还有前面提到的《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而《昌黎集》中，则只保存了《同张籍游曲江寄白舍人》一首跟白居易有关的诗。
韩愈性格爽朗，不管达官仕贵还是贫苦学子，都是一视同仁，其门人弟子张籍、孟郊、贾岛、李翱、皇甫湜等，大多都是穷困潦倒时被韩愈发掘，提携推荐，从而名声远播。而白居易则性格平淡冲和，与人无争，诗词里面很少指贬他人，二人都是大家，因而不可能是因才相妒。
那么原因使二人无法成为朋友？受制于朝廷争斗的局势，两人政治派系不同，关系无法协调。
韩愈得到宰相裴度提携，得以擢升。裴度能够奖掖后进，提拔人才，是“元和中兴”的功臣，因而韩愈无论出于公心还是私心，都是处处维护和紧跟裴度。
白居易同元稹交好，元稹有才却人品低劣，趋炎附势、阿附权贵，在用人上颇有点嫉贤妒能，然而得到皇帝赏识，曾经一度当了三个月的宰相。
裴度和元稹势同水火，曾多次上书弹劾。而白居易和元稹友情甚笃，从校书郎开始就结下了深厚友谊，白居易多次受到元稹照顾，于公于私都会维护元稹。
还有一位关键人物，那就是李绅。李绅是宰相诗人，以《悯农二首》着名，其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流传千古，其为人却滥施淫威、结党营私、制造冤狱。李绅和元稹关系深厚，着名的《会真记》就是李绅让元稹回忆之作，两人也有有诗词相和。
李绅和韩愈道不同不相为谋，李绅有皇帝爱护，韩愈有裴度等正直大臣支持。白居易虽然不参与争斗，但碍于元稹和李绅的关系，自然不会和韩愈交往；韩愈痛恨李绅，裴度和元稹又是对头，韩愈自然也不会和元稹的密友白居易深交。
韩愈和白居易，两人信仰也不同，一个是无神论者，一个信仰佛教。
韩愈性格刚烈，不信佛道，是铁杆的无神论者。他对于当时崇佛拜仙、劳民伤财的社会风气很不满，曾上疏《论佛骨表》，列举历代信佛的皇帝都是短命而亡，以此讽喻朝廷，差点因此命丧黄泉。
白居易前半生悲天悯人，关心劳动人民疾苦，被贬后看破世事，崇尚佛教。他曾经把元稹死后其家人给的六七十万钱润笔费全部捐给洛阳香山寺，他在家吃斋念佛，成为佛教居家弟子。二人信仰冲突，自然难有共同语言，很难有真心交往。
对李白的评价，两人意见完全相左。
韩愈和白居易，都是中唐的领军人物，相同点是对当时的文风都不感冒，都寄希望改革，然而对于改革方向却有不同理念。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白居易是“元和体”的主要代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提倡通俗易懂符合格律的诗文。
二人提倡的理念都没有错，并且都成为大家，韩愈成为“百代文宗”，白居易的诗词也是颇有建树，对当时和后代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