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组织部的晨会弥漫着咖啡的焦香。
严宇把基层考核报告推到长桌中央时，红绳公文包的锁扣在晨光下泛着冷光。
报告上的“扶贫干部考核结果”几个字被红笔圈着，某页的“合格”二字旁，他用钢笔尖划出锋利的斜线。
“李科长，”严宇的声音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你负责的三个扶贫点，有两个连贫困户的门都没进过。”
他往投影仪上翻了页，画面里的李建国正坐在农家乐的包厢里，酒杯举得比调研报告还高，“这就是你说的‘深入基层’？”
李建国的金丝眼镜滑到鼻尖，露出眼底的慌乱。
他往主位的郭德华瞥了眼，部长正用银质咖啡勺搅着杯里的泡沫，仿佛这场质问与自己无关。
“严部长可能不知道，”李建国的喉结滚了滚，“那两个村的路太难走，我……”
“比文县西坪村的路还难走？”严宇突然站起来，中山装的衣角扫过桌面，带倒了李建国的咖啡杯。
褐色的液体在考核报告上洇开，像片正在蔓延的污渍，“那里的驻村干部，每周徒步二十里山路，鞋底磨穿了就用布包着走。”
会议室的空气骤然凝固。干部科科长的钢笔在笔记本上悬着，笔尖离纸面只有半寸，他上周刚帮李建国修改过考核表，把“未走访”改成了“电话回访”。
郭德华终于放下咖啡勺，银勺与骨瓷杯碰撞的脆响像记耳光：“严部长，李科长也是老资格了，工作上难免有疏漏。”
他往李建国身边倾了倾身，“下次注意就是。”
严宇的目光落在郭德华手腕的金表上，表链的反光刺得人眼睛疼。
他想起文县的老书记，那块上海牌手表戴了三十年，表带断了就用尼龙绳绑着，说“时间是给老百姓办事的，不是用来摆谱的”。
“疏漏？”严宇往投影仪上又翻了页，屏幕上的银行流水显示，李建国用扶贫经费报销了五张温泉酒店的发票，“这也是疏漏？”
他的声音突然拔高，震得窗台上的绿萝抖落了片叶，“贫困户的危房漏着雨，你却用他们的救命钱泡温泉，这叫疏漏？”
李建国的脸白得像纸，突然拍着桌子吼道：“严宇你别太过分！你一个从县城来的……”
“我是从老百姓身边来的！”严宇的手掌重重拍在桌上，红绳公文包应声打开，滚出个皱巴巴的笔记本。
某页记着西坪村王大爷的话：“干部的手要是不干净，心就黑了。”
字迹被泪水洇过，却依旧清晰。
郭德华的脸色沉得能滴出水：“严部长，注意你的身份。”
他按下内线电话，“让保卫科来个人。”
“不必了。”严宇从笔记本里抽出份文件，摔在李建国面前，“这是你的降职通知，从今天起调任档案局科长。”
文件上的红章盖得端正，旁边附着纪委的初核报告，“至于你的违纪问题，他们会找你谈话。”
李建国瘫坐在椅子上，金丝眼镜摔在地上裂成蛛网。
他望着严宇那双沾着泥土的布鞋，突然想起上周在酒桌上说的“文县来的土包子”，此刻那“土包子”眼里的光，比任何权势都让人胆寒。
散会后的走廊里，郭德华的秘书追上严宇，手里拿着个烫金信封：“严部长，这是郭部长的一点心意，城西的新楼盘……”
“替我还给郭部长。”严宇的红绳在公文包上晃了晃，“告诉他，文县的花椒快熟了，没空看楼盘。”
他往楼梯口走，皮鞋踩在台阶上的声响像在数数，“还有，让他管好自己的人，别再打扶贫款的主意。”
组织部的办公室里，严宇的考核报告在阳光下摊开，赵立东发来的短信闪在屏幕上方：“周部长说，你做得很好。”
后面跟着个竖起的大拇指，像文县老百姓常比的手势。
严宇摸出藏在公文包夹层的照片，那是文县的花椒地，金灿灿的果实压弯了枝头。
他想起王大爷说的，“花椒看着麻，心里却是香的”。
现在的他，终于明白这麻味里藏着的劲道，那是老百姓的期待，也是干部该有的锋芒。
下午的党组会上，郭德华突然提起城东新区的人才引进计划：“严部长刚到任，对市里的情况不熟，这个项目就由李科长……哦不，李档案员协助推进。”
他的目光在严宇脸上打了个转，“年轻人需要锻炼。”
严宇翻开项目计划书，某页的“人才引进标准”里，赫然写着“优先考虑海外留学人员”。
他往郭德华面前推了份材料，是文县的花椒专家简历，初中文化，却培育出三个新品种，带动上千户脱贫。“这样的人才，算不算人才？”
郭德华的咖啡勺又开始转动：“严部长可能不懂，市里的发展需要……”
“需要能让老百姓挣钱的人。”严宇打断他，红绳在指间绕了三圈，“上周我去走访的下岗工人，他们说只要给个摊位卖花椒，不用政府补贴也能活。”
“可相关部门说‘影响市容’，把他们的摊子全掀了。”
干部科科长突然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掀摊子的通知，正是郭德华签批的。
会议结束时，郭德华叫住严宇。
夕阳的金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脸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纹路：“周部长是很看重你，但这里不是文县。”
他往严宇手里塞了张名片，是某开发商的老总，“有些事，变通一下大家都好。”
严宇把名片扔进垃圾桶，金属桶壁发出空洞的响：“郭部长，文县的花椒之所以香，是因为从不掺假。”
他转身离开时，红绳公文包在身后晃出坚定的弧度，“干部要是掺了假，就成了毒草。”
第二天一早，严宇的身影出现在下岗工人的临时摊位前。
他帮着张大姐支起摊子，往竹篮里摆着包装好的花椒：“这是文县的新品种，我让合作社给你们供货，成本价。”
张大姐的眼泪突然掉下来，砸在花椒袋上：“严书记，昨天还有人来说，再摆摊就没收东西……”
“有我在，谁也不敢。”严宇往她手里塞了张纸条，上面是自己的私人电话，“他们要是来，你就打这个号。”
他望着远处驶来的执法车，突然挺直了脊梁，那是郭德华的内弟分管的部门。
执法车果然在摊位前停下，穿制服的人刚要掀摊子，看见严宇的瞬间僵住了。
为首的队长认出他胸前的党徽，那枚褪色的徽章在晨光下闪着光，比任何证件都有分量。
“回去告诉你们领导，”严宇的声音冷得像秋霜，“下岗工人的生计，比市容更重要。”
他往执法车的挡风玻璃上贴了张纸条，是李建国降职通知的复印件，“再敢刁难他们，这就是下场。”
郭德华在办公室收到消息时，正对着镜子调整领带。
他望着镜中那张阴沉的脸，突然想起上周周志高来视察时说的：“组织部的门，得朝着老百姓开。”
那时的自己还笑着附和，现在才明白这话里的分量。
傍晚的组织部大楼，严宇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他在修改人才引进计划，把“海外留学”改成了“有一技之长”，旁边用红笔写着“参考文县花椒专家标准”。
窗外的晚霞红得像火，映着他伏案的身影，像棵在风雨里扎根的树。
夜色渐深，严宇锁办公室门时，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个信封。
拆开一看，是李建国的检讨，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真切的悔意。
最末行写着：“我明天就去档案局报到，以后一定好好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