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七年秋分，通州官仓的晒粮场上，张恪用圣祖朝铜尺丈量新收漕粮的囤席直径，量斗在旁堆叠成塔——按“囤径一丈，深五尺，容米五十石”的旧制，眼前标着“储粮百石”的粮囤经量斗实测，实际仅存七十石。他望着仓墙上“颗粒归仓”的御笔匾额，匾额下新贴的《仓场量斗核量榜》被秋风掀起一角，露出“实储七成，虚报三成”的红笔批注。
工部值房内，张恪将实测数据整理成《仓场亏空密折》，通过绵志的户部渠道呈递御前。折内附《量斗算筹核量图》，以三维图示展现粮囤容积与实储差异，并用算筹列阵标注亏空算式：“囤径一丈，深五尺，容积五百立方尺，每立方尺容米一斗，应储五百石，实量得三百五十石，亏空三成。”李顺则在《仓场则例》中夹注圣祖朝“量斗不实，罪同盗粮”的旧制，随折附送。
漕帮“丰裕号”商船抵达码头，船工老吴将《漕粮容积日志》封装入匣，以“行业公器”名义呈送工部。日志中记录着三年来每船漕粮的量斗数据，经算筹核计后形成《漕粮实重-申报对比表》，某船“三年累计虚报二千石”的标注刺痛眼帘。盐丁王九叔作为行业代表，在工部大堂当众演示青铜量斗的校准流程，证明载锡的竹筹斗“每斗缺三升”的舞弊事实。
肃亲王府内，载锡对着《通州仓场黄册》冷笑，竹筹在“储粮十万石”的条目上画圈：“将绵志呈折扣押七日，”他命人在黄册“文书延迟”栏加盖“天象示警”印章，“再以‘秋狝大典’为由，请皇上暂缓核仓。”跟班呈上载龄的密信，信中“竹筹勘合”的蜡印下，藏着用黄册编号加密的对策：“丙字五号册，扣押七日=虚增千石，拖延至十年。”
子夜，道光帝在乾清宫审阅张恪的《亏空密折》，烛火映照着图中“实储七成”的红圈，与案头《宗室秋禄奏请》的“耗银激增五成”形成刺目对比。他摩挲着嘉庆朝朱批笔，欲批“着即核办”，却又翻开《圣祖仁皇帝训政录》，见“宗室者，国之干也”的朱批，笔锋一转改为：“着户部会同宗人府再议，务求实据，勿枉勿纵。”
卯时，通州仓场接到上谕：“暂用铜尺量斗核仓，宗室监工不得干预”——这是道光帝在绵志“技术复核”与载锡“祖制维稳”之间的折中方案。张恪虽得以设立“临时核量所”，却被要求“每核一囤，需附宗室监工签押”。载龄作为监工代表，在《仓储清册》上随意签注“情况属实”，却在私下命人将“实储七成”改为“实储八成”，用墨笔涂抹算筹核计的红色批注。
时光在文书往来与礼仪典制中悄然流逝：道光七年冬至，载锡以“冬至大祭，不宜动土”为由，暂停仓场核量，已核数据被封存入库；道光八年春，张恪借“春祭农器”之机，向道光帝进献刻有“量入为出”的青铜量斗，帝命“陈列懋勤殿，以为儆戒”，却未批准全国推广；道光九年夏，洪泽湖再次决口，绵志以“仓粮虚储致赈灾不力”弹劾载龄，道光帝命“革职留任，戴罪核仓”，却在载锡“宗室不可轻动”的劝谏下，改为“罚俸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