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杭州知府林则徐在钱塘江边支起竹棚，二十架算盘在冬日江风中并列成行，构成了他“算筹禁烟”的前线阵地。他用嘉庆朝铜尺丈量英商货船，算珠在寒风中拨出刺耳的节奏：“申报茶叶三百箱，实重差十七万斤，按《海关数据核量旧制》，此船鸦片走私量当在两千斤以上。”身后站着从户部调来的算学吏——这些被载龄逐出京城的幸存者，正用嘉庆朝《算筹核量法》复算进出口数据，每一道算珠轨迹都在揭露宗室与夷商的勾连。当书吏递来“算学棚被封”的公文，林则徐望着江面上的宗室黄旗，怀表内侧的嘉庆朝《数据治世训》残句“数据不清，国本不稳”硌着掌心，恰似帝国溃烂的伤口。
北京宗人府内，载龄对着《鸦片输入算盘图》冷笑，算珠在“载锡庄园”栏疯狂跳动：“林则徐在浙江搞‘算学禁烟’，却不知每箱鸦片三成归宗室，四成入漕帮，去年漕运输入鸦片两万箱，换得漕粮二十万石，比朝廷赈粮还多。”他翻开用《诗经》加密的《宗室鸦片栈密账》，“关雎”代指天津港，“蒹葭”暗指上海仓，算学吏即便精通《周易》也解不开这诗谜。当刑部呈上《算学吏追责疏》，载龄大笔一挥将他们发往伊犁，墙上的嘉庆朝铜尺复制品已被凿去“数据治世”，换上“天恩如海”——这四个字，恰是宗室贪腐的遮羞布。
道光帝在圆明园召见林则徐时，案头《英吉利国鸦片贸易图》上的鸦片走私路线如毒蛇盘曲。“朕听说你在浙江用算筹核量夷船？”皇帝咳嗽着，手指划过地图上的污渍——那是四年前张恪血书的残影。林则徐展开《鸦片税银流失算盘表》，算珠列阵如刀：“自道光十四年至今，白银外流累计八百万两，七成经宗室漕船，三成走广州十三行。”道光帝摸出抽屉里刻着“灾”字的算珠，声音哽咽：“当年绵志说算珠能量国本，如今算珠在哪？”林则徐叩首时，瞥见皇帝袖口露出的算珠红绳——那是用张恪散落的珠子编成的，恰如帝国最后的救命稻草。
京杭大运河扬州段的芦苇荡里，张恪带着漕帮兄弟埋伏至子夜，漕船暗格中的十二架嘉庆朝算盘刻着醒目的“禁”字。当英国“复仇女神号”进入闸口，他用铜尺丈量水纹：“载锡的鸦片藏在假底舱，按算筹核量，该有三千箱。”水勇登船时，英商船长的燧发枪对上了漕帮的算盘——这些曾丈量国本的算筹，此刻成为断烟路的武器。张恪掀开甲板，标着鸦片重量的算珠与鸦片膏混在一起，在月光下碎成黑玉般的颗粒，恰似帝国最后的良知碎在历史的泥沼里。
林则徐在浙江用算筹核计出“鸦片走私量年增27%”的铁证，其《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片》奏折中的每一个数字，都浸透了漕帮冒死传递的宗室走私流水；被流放的算学吏在伊犁屯田时，用算盘绘就的《西域算筹图》，后来成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重要参考，算珠在荒漠中丈量出另一种国本；绵志在宗人府狱中托人转交的嘉庆朝铜尺拓本，最终刻在虎门销烟池的石壁上，“以算筹量国本”的刻痕，成为传统帝国在近代化浪潮前最后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