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从零星史料中拼凑这十八策时，总爱从第一策说起：“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这句话刻在策论开篇，字迹比旁的工整三分，显然是刘伯温初入应天府时，蘸着新磨的徽墨写就。朱元璋记得初见这行字时，正蹲在应天府城头查看城防，泥靴上的土粒落在绢帛边缘，却忽然想起母亲临终前的叮嘱：“做人要对得起天地良心。”他命人将此句刻在国子监的石碑上，却在夜深人静时，对着策论苦笑——这“有德者”的秤杆，从来不是帝王自封，而是百姓心里的那杆秤。
第二策论及“略定东南，挥师北上”，舆图上的红笔标记至今可见。至正二十年，当刘伯温在帅府铺开《江南军力分布图》，指尖划过长江防线时，朱元璋的指甲几乎掐进了桌案——陈友谅的战船屯驻江州，张士诚的粮船挤满苏州河，而他的势力不过横跨江淮数州。“元军如强弩之末，却困于红巾军之乱，”刘伯温的狼毫在“应天”二字上画了个圈，“此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机——先固东南粮仓，再借元廷与义军相耗，十年后必成气候。”后来的鄱阳湖之战、平江围城，果然应了这“略定东南”的伏笔，只是朱元璋没想到，当他率师北伐时，策论里的“天赐良机”，早已变成了百姓箪食壶浆的“人心所向”。
第三策的“韩林儿挡箭牌”之议，藏着乱世中最现实的权谋。至正二十三年，当韩林儿的船在瓜步江沉没，朱元璋对着策论上的“勿为箭靶”四字沉默良久。刘伯温早知他不愿久居人下，却也深知“名正言顺”的重要性——当年陈涉自立为王而遭众矢之的，正是前车之鉴。“奉韩宋为正统，却自掌兵权，”策论里的小字批注写着，“如刘邦之奉楚怀王，借其名而聚其势。”这招“借壳”之术，让朱元璋在红巾军诸部中脱颖而出，却也在登基后成了他不愿多提的过往——毕竟比起“借势”，他更愿后人记住的，是“吊民伐罪”的大义。
第四策独论应天府的“龙盘虎踞”，却不止于风水之说。刘伯温曾带着堪舆图走遍金陵山水，在策论里画下详细的城防图：“秦淮河可通漕运，石头城可扼江防，钟山可屯伏兵，而民心，才是最坚固的城墙。”朱元璋依策扩建应天府时，特意命人将城墙根基加深三尺，每块城砖都刻上烧制者的名字——这不是为了彰显皇权，而是策论里“根基在民”的注脚。当后世赞叹明城墙“固若金汤”时，却不知每一块砖里，都藏着“以民为基”的苦心。
论及陈友谅、张士诚的第五策，字里行间透着对人性的洞彻。刘伯温将陈友谅比作“弑主之鹰”，张士诚比作“守财之犬”，却对“方国珍之流”写了句“可抚不可剿”——那些私盐贩子出身的海盗，不过是为了一口饭铤而走险，“禁私盐、开官市、给田亩”，不过三策，竟让方国珍的舰队不战自降。朱元璋记得在庆功宴上，刘伯温举着酒杯说：“乱世之人如飘萍，若给他们根，谁愿再漂泊？”这句话，比策论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更让他震动——原来最高明的战术，从来不是消灭敌人，而是让敌人不再成为敌人。
第六策“修德省刑，轻徭薄赋”，被朱元璋用朱笔圈了七次。至正二十五年，他在应天府推行“户帖制”，命人挨家挨户登记人口田亩，策论里的“元政无道，应引以为鉴”被写成警示牌，挂在府衙门口。当小吏报上“赋税减三成，粮仓增五成”的喜讯时，他忽然想起早年讨饭时见过的饿殍——所谓“得民心”，从来不是喊口号，而是让百姓的米缸里有粮，让他们的孩子能读上书。后来的“洪武之治”，或许就藏在策论里“轻徭薄赋”的墨痕里，藏在每一道“与民休息”的诏令中。
论及“尚贤”的第七、第八、第九策，最终化成了明朝的言官制度与科举新政。刘伯温曾在策论里痛陈“忠贤壅蔽”之祸，建议“广开言路，唯才是举”，朱元璋便设立了都察院，让言官“虽九品小官，可谏天子”；策论里“不论出身”的批注，让放牛娃出身的他敢于打破门阀，将“科举取士”推向全国。当解缙、方孝孺等寒门士子踏入朝堂时，或许不会想到，这一切的源头，竟藏在一卷被帝王秘藏的策论里，藏在“尚贤者为政之本”的寥寥数语中。
第十策：耕战相济的军民密码
至正二十四年的应天府郊野，田埂上的稻穗垂着露珠，远处的演武场却传来金铁相击声。朱元璋蹲在田头，看着农夫用的犁铧与士兵的长枪并排放在树下——这是刘伯温“耕不忘战，战不忘耕”的活注脚。策论里写得明白：“耕者，民之命；战者，国之盾。”他依策推行“屯田制”，让士兵战时为兵、闲时为农，每五千亩屯田设“屯长”，既管耕种又司训练。当陈友谅的战船逼近鄱阳湖时，朱元璋的军队竟能带着新收的米粮出征——田地里长出的不仅是粮食，更是“军民一体”的钢铁长城。刘伯温曾在策论边注：“秦之强，始于商鞅耕战；元之弱，困于兵民分离。”此策一下，应天府的粮仓三年满溢，城墙下的士兵也不再是“吃粮的过客”，而是“守家的主人”。
第十一策：取予之间的民生权衡
元廷崩溃的教训，刻在策论“知索而不知培”的警语里。朱元璋记得初次读到“遏‘人之道’而通‘天地之道’”时，正握着户部报来的苛税清单——元廷的“括户”之法，竟让江淮百姓卖儿鬻女缴赋税。他依策改“竭泽而渔”为“养鱼蓄水”，在婺州试点“三十税一”，还命人绘制《农桑月令图》，教百姓按节气耕种。当小吏报上“税减而仓实”的奇景时，他忽然懂了刘伯温的“天地之道”：春天不抢农夫的耕牛，秋天不夺农妇的蚕茧，让百姓先“培本”，国家才能“取源”。后来的“户帖制”“黄册制度”，皆是此策的延伸——帝王的权衡，从来不在“取多少”，而在“留多少”。
第十二策：休养生息的治世根本
策论里“国不自富，民足则富”八字，被朱元璋刻在御书房的楹柱上。至正二十七年，他望着战后荒芜的江淮大地，想起刘伯温说的“春种秋收，顺天时而利民生”。于是下《劝农诏》，免三年税赋，给流民发耕牛种子，还在应天府设“惠民局”，给病困农夫施药。当第一个“丰收年”的喜报传来，他看见百姓在村口立起“朱公生祠”，忽然明白“天地之生愈滋”的真意——不是帝王赐福，而是让百姓自己耕种出希望。此策推行十年，曾经白骨露野的中原，竟重现“村村闻犬吠，家家有炊烟”的景象，连刘伯温都在奏疏里叹：“陛下之‘与民休息’，胜似十万雄兵。”
第十三策：赏罚之间的威权大道
策论“赏忌僭，罚忌滥”的铁律，铸就了朱元璋的治军方略。鄱阳湖之战后，他依策重赏常遇春等功臣，却对临阵退缩的将领毫不留情——哪怕是同乡亲卫，也按军法论处。刘伯温曾在策论里举“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为例，批注“威权非刑杀，乃公心”。后来设立的“锦衣卫”与“都察院”，看似铁血，实则是“赏罚分明”的延伸：有功者，哪怕是小卒也能封百户；有罪者，哪怕是勋贵也难逃法网。当李善长的亲信因贪墨被诛时，满朝文武终于懂了，策论里的“令行禁止”，从来不是口号，而是刻在律法里的“天平”。
第十四策：善战者的损敌智慧
至正二十三年的鄱阳湖水面，火攻之计的背后，藏着策论“以我之敌敌敌”的玄机。刘伯温算准陈友谅“弑主而失心”，便建议朱元璋打着“为韩宋复仇”的旗号，拉拢红巾军旧部——让陈友谅的敌人变成自己的盟友，正是“损敌者昌”的妙笔。当张士诚的援军因猜忌按兵不动时，朱元璋望着策论里“不善战者益敌”的警示，忽然明白：真正的善战，不是杀多少人，而是让多少人不再与你为敌。后来招降方国珍、劝服明玉珍，皆是此策的活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是让敌人的“心”先投降。
第十五策：独决与专断的御下之道
策论“众志多疑，不如独决”的论断，在龙湾之战中见了真章。当诸将对“诱敌深入”之计争论不休时，朱元璋盯着策论里“制万变在于专”的字迹，果断拍板——最终以少胜多，击溃元军主力。他深知，乱世之中，犹豫便是死亡。后来设立“五军都督府”，将兵权收归中央，正是“百万之师听于一将”的制度落地。刘伯温曾提醒：“独决非独断，乃断于公心。”于是朱元璋在乾清宫设“廷杖”，却也开“午门直谏”之例——让“独决”与“纳谏”并存，方得“定而不偏”的治世之道。
第十六策：编户安民的固本之术
朱元璋初入集庆路（今南京）时，见的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景。刘伯温的第十六策“计丁给田，编户入籍”，成了乱世安民的良药。他命人丈量无主荒地，按人口分给流民，又推行“保甲制”，十户为甲，百家为里，甲长除了治安，还要记录“谁家添丁、谁家收成”。当流浪十年的农夫捧着田契痛哭时，朱元璋明白，策论里“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的愿景，正在变成现实——百姓有了土地，便没了造反的理由；有了户籍，便有了“归处”的安全感。此策推行后，应天府的流民率骤降，连元廷的密探都在情报里叹：“朱军所过，民竟‘附逆’，盖因有田可耕也。”
第十七策：教化先行的长治之基
至正十八年，朱元璋在婺州重建孔庙时，刘伯温指着断壁残垣说：“毁一座庙易，毁人心之教难。”策论“兴办学校，以教风化”的主张，从此落地生根。他在各州县设“社学”，让农家子弟免费读书，又亲自审定《御制大诰》，将“忠孝节义”编成顺口溜，命里正挨家挨户宣讲。当第一个社学的童生能背诵《论语》时，朱元璋望着策论里“端正纲纪，消除祸乱根源”的字迹，忽然懂了：比起刀枪，教化才是最长久的“城墙”——让百姓知礼义，比让他们怕刑罚更重要。后来的“八股取士”，虽有弊端，却也源于此策“以教统心”的初心。
第十八策：审时度势的帝王心法
洪武元年，当徐达率军北伐时，朱元璋握着策论最后一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北平城楼上写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檄文。刘伯温曾在策论里画过一幅“天下势图”，用阴阳鱼喻“强弱转化”：陈友谅强于水师，便引其入鄱阳湖窄巷；张士诚富甲江浙，便断其粮道困其心。此策的精髓，在于“不与势抗，而与势谋”——就像他从“红巾军将领”到“大明皇帝”的身份转变，从来不是蛮干，而是顺着“民心思定”的大势而为。当元顺帝北逃时，他望着大漠方向，忽然想起策论结语“取舍在我，无往不适”——真正的帝业，从来不是“争天下”，而是“顺天下”。
六百年后，当历史学家翻开《明史》，在“洪武之治”的记载里，总能看见《时务十八策》的影子：屯田制里有第十策的耕战智慧，轻徭薄赋里有第十一策的民生权衡，八股取士里有第十七策的教化用心。这些策论虽被朱元璋带入皇陵，却早已化作明朝的制度基因，甚至在更遥远的后世，仍能看见“以民为本”“赏罚分明”的治国智慧在流淌。
其实刘伯温与朱元璋都明白，所谓“绝世策略”，从来不是冰冷的权谋，而是对“人”的洞察——对百姓而言，是“有田可耕，有饭可吃”；对臣子而言，是“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对天下而言，是“顺时而动，因民而治”。当朱元璋在皇陵中长眠时，他带走的是绢帛上的字迹，带不走的，是策论里那句最朴素的真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才是《时务十八策》真正的“第十八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永恒的治国密码。
然而《时务十八策》终究没能完整流传——朱元璋担心“绝世策略”被人利用，却不知真正让他得天下的，从来不是权谋机变，而是策论里反复叩问的“苍生”二字。当他在皇陵中闭目时，或许会想起刘伯温最后一次谏言：“陛下藏得住策论，藏不住民心；守得住江山，守不住‘德’之一字。”那些被他带进坟墓的绢帛，终究抵不过史书里的一句“洪武之治，在于恤民”，抵不过百姓口中代代相传的“朱皇帝让咱吃饱了饭”。
六百年后，南京博物院的古籍库里，残卷中“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字迹依然清晰。策论的真伪早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关于“德”“民”“才”的思考，早已穿过历史的烟尘，成为中国政治智慧中最朴素的真理——比起帝王秘藏的“策”，天下百姓心里的“秤”，才是真正不朽的“时务”。而刘伯温与朱元璋的相遇，与其说是“明主遇贤才”，不如说是乱世中两个心怀“苍生”的人，用一卷策论，共同写下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注脚——这，或许才是《时务十八策》真正的“不传之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