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还没散尽时，王奕已经在客栈大堂的老地图前站了许久。米黄色的宣纸上，1937年的南京城被细密的红线分割成十二区，周诗雨端着两碗热汤面走过来，看见她指尖正点在“金陵路”三个字上。
“上海电影院上周放的《南京照相馆》，片尾字幕说原型在金陵路。”王奕抬头时，睫毛上还沾着窗外飘进来的桂花香，“但民国时的金陵路，现在改叫建康路了。”她从笔记本里翻出张复印件，是1936年《良友》画报上的广告——“金陵路78号，光华照相馆，日夜营业，快照两小时取件”。
周诗雨咬着筷子点头，忽然想起电影里那个穿长衫的摄影师。炮火里他把相机藏进煤炉，镜头却始终对着巷口奔跑的难民，最后胶片在轰炸中燃成灰烬。“片尾那组幸存的照片，说是在纪念馆找到的。”她吸了口面汤，热气模糊了视线，“黑白的，有个小姑娘举着掉漆的木马，背景里能看见照相馆的玻璃门。”
王奕的指尖划过复印件上“光华照相馆”的字样，忽然想起师祖验尸报告里的记录。1938年春，在金陵路一处烧毁的店铺地下，挖出过三具烧焦的尸体，其中一具的胸腔里嵌着块相机镜片。
“走吧。”王奕放下筷子，把地图折成方块塞进风衣口袋。周诗雨抓起相机跟上时，看见她风衣下摆沾着些草屑——昨晚整理资料到深夜，王奕说要去客栈后院找块平整的石头压卷宗，回来时裤脚就沾了露水。
建康路上的梧桐叶已经黄了大半，风吹过树梢时，碎金般的阳光便落在青石板上。周诗雨举着相机边走边拍，老式相机的快门声咔嗒作响，惊飞了停在骑楼栏杆上的麻雀。“你看这栋楼的砖缝，”王奕忽然停在一栋灰墙建筑前，指尖抠下墙缝里的半片碎瓷，“民国时的清水砖都掺着糯米浆，比现在的水泥黏。”
墙面上钉着块蓝色的牌子，写着“建康路78号，建于1923年，原为商业店铺”。周诗雨抬头数着二楼的窗棂，忽然指着某处惊呼：“你看那扇窗的雕花！和电影里照相馆的一模一样！”
木质窗棂上刻着缠枝莲纹样，只是漆皮早已剥落，露出底下暗红的木头。王奕踮脚去摸雕花缝隙里的积灰，忽然摸到块松动的木片。她小心地抠出木片，里面竟藏着卷用油纸包着的东西——展开来看，是张泛黄的底片，边角已经脆得像枯叶。
“是胶卷底片！”周诗雨的声音发颤，连忙从背包里翻出密封袋。王奕用镊子夹着底片对着阳光看，隐约能看见影像里的照相馆招牌，还有个穿旗袍的女人站在玻璃门前，手里举着刚洗好的照片。
“电影里说，摄影师姓陈。”周诗雨忽然想起什么，从手机里翻出电影截图，“他女儿总在柜台前写作业，镜头扫过她的练习册，上面有个‘陈’字。”
王奕忽然想起师祖的笔记。1946年审判战犯时，曾有位姓陈的幸存者出庭作证，说父亲是金陵路的摄影师，南京沦陷那天，父亲把她藏进暗房的地板下，自己举着相机冲进了巷口。“证词里说，暗房的地板下有个铁盒。”王奕蹲下身敲了敲店铺门口的青石板，某处发出空洞的回响。
她们找附近修鞋的老师傅借来撬棍，石板被撬开的瞬间，周诗雨捂住了嘴。铁锈斑斑的铁盒上，还留着焦黑的弹痕，盒盖内侧刻着“光华”两个字。王奕戴着手套打开铁盒，里面铺着层防潮纸，放着本牛皮相册，还有枚铜制的相机镜头盖。
相册里的照片已经泛黄发脆。第一张是全家福，穿西装的男人抱着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女人站在旁边笑，背景正是这栋灰墙建筑，门楣上“光华照相馆”五个字清晰可见。往后翻，是街景，是婚礼，是穿校服的学生——1937年夏天的南京，在镜头里活得热气腾腾。
最后一页夹着张没写完的纸条，铅笔字被水洇得模糊：“阿囡，相机里的胶卷记得交给穿中山装的叔叔，他会送去上海……”周诗雨的指尖落在“阿囡”两个字上，忽然想起电影结尾，白发苍苍的老人颤抖着展开张照片，上面的小女孩举着木马，背后是燃烧的街道。
“这些该交给纪念馆。”王奕把铁盒放进背包时，指节泛白。她忽然想起法医室的冷藏柜，那些无名尸骨的编号，或许也曾是相册里鲜活的面孔。周诗雨看着她紧绷的侧脸，忽然伸手握住她的手腕——和在警局联谊会时一样，只是这次，她把王奕的手贴在自己发烫的脸颊上。
“去吃碗鸭血粉丝汤吧。”周诗雨的声音很轻，“我查过，附近有家老字号，1935年就开了。”她拉着王奕穿过人群，看见骑楼下卖冰糖葫芦的小贩，看见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看见趴在石狮子上拍照的游客。
粉丝汤的热气漫上桌时，周诗雨忽然举起相机对着王奕。她正低头用筷子挑出香菜，额前的碎发垂下来，遮住了眼底的情绪。“咔嚓”一声，王奕抬头时眼里闪过错愕，随即无奈地笑：“拍我干嘛？”
“电影里说，”周诗雨翻看相机里的照片，指尖在屏幕上轻轻点了点，“摄影师最后说，要多拍些笑脸，不然后人会以为，我们只懂得哭。”她忽然把相机塞进王奕手里，“你也拍一张。”
王奕举起相机时，看见取景框里的周诗雨正对着镜头笑，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棂漏进来，在她发梢镀上层金边。快门按下的瞬间，街对面传来卖报人的吆喝声，某家店铺的收音机里正放着评弹，隔壁桌的老夫妻在争论晚上吃什么——这些琐碎的、温热的、活生生的声响，忽然让王奕觉得，那些压在心头的沉重，似乎有了可以安放的地方。
下午去档案馆查资料时，周诗雨在旧报纸堆里找到了篇1946年的报道。标题是《光华照相馆的最后一卷胶卷》，说有位上海的记者收到个匿名包裹，里面是十二张照片，拍的都是1937年冬天的南京巷战。最后一张是摄影师的自拍，他站在燃烧的店铺前，怀里抱着相机，背后是飘扬的太阳旗，脸上却带着笑。
“报道说，这些照片在上海展出时，好多人认出了自己的亲人。”周诗雨念到这里时，声音有些哽咽。王奕忽然凑过来，指着照片下方的小字：“你看，摄影师叫陈景明，他女儿叫陈念安——念念不忘，岁岁平安。”
夕阳斜照进档案馆的窗时，王奕的手机响了，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打来的，说查到了陈念安的记录。1949年她去了台湾，2010年以83岁高龄回到南京，把父亲留下的相机捐给了纪念馆。
“她说，父亲总教她，镜头是有记忆的。”王奕挂了电话，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好的坏的，都得记着。”周诗雨忽然靠在她肩上，闻见她风衣上淡淡的消毒水味，混着巷口飘来的桂花香。
走出档案馆时，暮色已经漫了上来。建康路上的灯笼次第亮起，暖黄的光映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周诗雨看见王奕正对着那栋灰墙建筑拍照，镜头里，“光华照相馆”的旧址上，如今开着家奶茶店，穿校服的女孩正举着奶茶杯自拍，笑容明亮得晃眼。
“走吧。”王奕收起相机时，眼里的冰霜似乎化了些，“明天去纪念馆，把铁盒交了。”她伸手牵住周诗雨，指尖相触时，两人都愣了一下——和在长江大桥上不同，这次的牵手，带着种沉甸甸的、被托付的温度。
晚风掀起周诗雨的丝巾，她忽然想起相册里那个穿旗袍的女人。或许在某个相似的黄昏，她也曾这样牵着丈夫的手，走过这条落满梧桐叶的街，盘算着晚饭吃什么，想着明天要去给女儿买新的木马。
爱从来不是遗忘，救赎也不是抹去伤痕。就像这卷在灰烬里幸存的胶卷，那些疼痛的、破碎的、拼尽全力活着的记忆，总要有人握紧，才能在时光里，开出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