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讲到，斯大林这位“钢铁之人”，靠着五年计划的“胡萝卜加大棒”，硬是把一个农业国苏联，在短短十几年内，强行拖上了工业化的快车道。工厂的烟囱是冒烟了，坦克飞机也造出来了，可这代价，也是血淋淋的。饿殍遍野的大饥荒，以及在建设工地上累死的无数劳工，都成了斯大林工业化丰碑下那不忍卒睹的基座。
然而，对于斯大林来说，光是经济上的“改革”还不够。他心里明镜儿似的，党内那些曾经跟他掰过手腕的“老家伙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虽然现在都被他打翻在地，有的流亡海外，有的俯首称臣，但他们的思想还在，他们的影响还在，保不齐哪天就死灰复燃，给他捅娄子。还有那些在工业化和集体化过程中，因为政策太激进、手段太粗暴而心怀不满的地方干部、知识分子、甚至普通老百姓，这些人也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于是，一场以“肃清叛徒、间谍、破坏分子”为名，实则旨在巩固斯大林个人独裁、对整个苏联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和残酷整肃的政治运动，就像一场即将到来的血雨腥风，开始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酝酿。
正当斯大林还在琢磨着怎么把这“大扫除”搞得“名正言顺”、“深入人心”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如同天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正好砸在了他最需要的那根导火索上。
1934年12月1日，一个寒冷的冬日。列宁格勒（就是之前的彼得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这个曾经见证了十月革命炮火的地方，发生了一起震惊苏联的血案。
时任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的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在他位于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走廊里，被人近距离开枪射杀，当场毙命！
基洛夫这个人，在当时的苏联政坛上，那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年轻有为，精力充沛，口才出众，在党内（尤其是在列宁格勒这个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拥有极高的人气和威望。在1934年初召开的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后来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讽刺的是，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大部分后来都被清洗了）上，基洛夫在选举中央委员时获得的赞成票，甚至比斯大林本人还要多（当然，官方计票结果肯定不会这么显示）。这事儿，虽然只是党内高层的一些传闻，但足以让多疑的斯大林对他心生警惕和不满。
基洛夫的遇刺，至今仍然是苏联历史上的一大谜案。凶手是一个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失业青年，他当场被捕。官方的调查结论是，这是一起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党集团”在幕后策划的、旨在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谋杀。
但这个结论，疑点重重，漏洞百出。很多人（包括后世的历史学家）都怀疑，这起刺杀案的背后，很可能就有斯大林和他领导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克格勃的前身）的影子。他们可能利用了尼古拉耶夫的个人不满和精神不稳定，巧妙地引导甚至直接操纵了他，目的就是除掉基洛夫这个潜在的政治对手，并以此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缺乏直接的、确凿的证据。但无论真相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斯大林极其迅速、也极其“巧妙”地利用了基洛夫之死这个突发事件，把它变成了一把指向所有“潜在敌人”的利剑。
基洛夫遇刺的当天晚上，斯大林就亲自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调查案情”。紧接着，他力排众议，强行通过了一项被称为“一二一法令”（即12月1日法令）的紧急法令。该法令规定：对从事恐怖活动和组织恐怖活动的案件，侦查时间不得超过十天；审判可以不通知被告和辩护律师；判决（主要是死刑）不得上诉，并应在判决后立即执行！
这“一二一法令”，简直就是一把尚方宝剑，赋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司法机关无限的权力，可以不经正常法律程序，随意逮捕、审判和处决所谓的“人民公敌”。 大清洗的法律闸门，就这样被斯大林亲手打开了。
紧接着，斯大林发表讲话，声泪俱下地悼念“亲爱的朋友和战友基洛夫同志”，并义正辞严地宣称，基洛夫的鲜血决不能白流！党和国家机关内部，潜伏着大量的叛徒、间谍、破坏分子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的余孽！他们亡我之心不死，时刻准备颠覆我们伟大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最坚决、最无情的措施，把这些隐藏的敌人统统挖出来，彻底消灭干净！
一场席卷整个苏联、持续数年之久、充满了血腥和恐怖的政治高压时期——历史上臭名昭着的“大清洗”（俄语：Бoльшar чncтka，有时也译作“大恐怖”），就这样，在基洛夫遇刺的枪声中，正式拉开了序幕。
大清洗的屠刀，首先砍向的，就是那些曾经与列宁并肩战斗、但在斯大林看来已经“过时”或者“不可靠”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们。斯大林要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公开的“审判秀”，不仅在肉体上消灭他们，更要在政治上搞臭他们，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从而彻底巩固自己作为列宁唯一合法继承人和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
从1936年到1938年，莫斯科接连上演了三场震惊世界的“世纪大审判”，史称“莫斯科审判”或“公开肃反表演性审判”。这些审判，与其说是严肃的司法程序，不如说是一场场由斯大林亲自编剧、内务人民委员部精心导演、被告们被迫“配合演出”的政治闹剧。
第一次莫斯科审判 (1936年8月)：
被告席上，站着的是曾经在党内呼风唤雨、与斯大林组成过“三驾马车”的格里戈季·季诺维也夫和列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十几名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恐怖中心”的成员。
指控他们的罪名，耸人听闻：参与策划和组织了对基洛夫的暗杀；与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勾结，密谋暗杀斯大林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
在法庭上，这些曾经的革命领袖，在经历了数月的秘密关押、酷刑折磨和精神摧残之后，一个个都像被抽掉了脊梁骨一样，面如死灰，目光呆滞。他们“痛哭流涕”地“承认”了检察官指控他们的所有罪行（哪怕这些罪行是如此的荒诞不经，漏洞百出），甚至还互相“揭发”、“撕咬”，争先恐后地往自己和昔日战友身上泼脏水，仿佛只有通过最彻底的“自我毁灭”，才能换取一丝丝（根本不存在的）宽恕。
整个审判过程，通过广播向全国直播，通过报纸大肆宣传。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都“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了这些“人民公敌”的“滔天罪行”和“无耻忏悔”。
最终结果毫无悬念：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所有主要被告，都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执行枪决！
第二次莫斯科审判 (1937年1月)：
这次审判的对象，主要是所谓的“平行反苏托洛茨基中心”的成员，包括格奥尔基·皮达可夫（曾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卡尔·拉狄克（着名理论家和记者）等一批在经济和外交领域颇有影响的人物。
罪名也差不多：与托洛茨基勾结，进行间谍破坏活动，破坏苏联的工业建设，与德国、日本法西斯秘密勾结，企图分裂苏联，等等。
同样的剧本，同样的“认罪”和“忏悔”，同样是死刑判决。
第三次莫斯科审判 (1938年3月)：
这次的“主角”，是曾经的党内“右派”领袖、被列宁称为“全党最喜欢的人物”的尼古拉·布哈林，以及前苏联政府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李可夫，还有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头子亨利希·雅戈达（讽刺的是，雅戈达本人就是前两次莫斯科审判的主要操办者之一，现在轮到他自己上被告席了）等二十多名所谓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阴谋集团”成员。
布哈林在法庭上，虽然也“承认”了某些“错误”，但他不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那样完全放弃抵抗。他试图在“认罪”的同时，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行为进行辩解，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与检察官维辛斯基（这位后来以其在莫斯科审判中冷酷无情、巧舌如簧而着称的“斯大林的走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但最终，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早已内定的判决面前，布哈林的挣扎也只是徒劳。他和李可夫等人，同样被以“叛国”、“间谍”、“破坏”、“谋杀”等罪名判处死刑，并被处决。而曾经的“刽子手”雅戈达，也落得了与他那些“猎物”同样的下场。
这些所谓的“公开审判”，通过精心编排的剧本、被告们在酷刑和威胁下被迫做出的“供词”、以及铺天盖地的官方宣传，在苏联国内外都营造出了一种极其恐怖的氛围：似乎党和国家内部真的潜伏着一个又一个庞大的、与外国势力勾结的阴谋集团，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暗杀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而斯大林同志，则是那个洞察一切、力挽狂澜、从叛徒手中拯救了革命和祖国的唯一救星！
通过这种方式，斯大林不仅在肉体上消灭了所有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昔日政治对手和革命元老，更在道义上将他们彻底打翻在地，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也借此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个人权威，将自己塑造成了不可替代的、唯一正确的领袖。
而那些在列宁时代与他平起平坐、甚至在他之上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几乎被“一锅端”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大换血”。1934年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了1939年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据统计，竟然有高达98人（约占70%）已经被逮捕并处决！其余的大多数人也被撤职、流放或在恐惧中苟延残喘，真正能够“幸免于难”的，寥寥无几，而且几乎都是那些对斯大林表现出绝对忠诚、唯唯诺诺的人，比如米高扬、加里宁、莫洛托夫等人。 曾经星光熠熠的列宁时代的革命核心层，除了斯大林本人，几乎荡然无存。那些“与列宁有私交”、“敢于在列宁面前发表不同意见”的同代人，都被他以各种名义送上了西天。
在党内高层大开杀戒的同时，斯大林那多疑的目光，也投向了另一个可能威胁到他绝对权力的重要领域——苏联红军。
红军，这支在内战炮火中成长起来的军队，虽然是苏维埃政权的“枪杆子”，但斯大林对它并不完全放心。一方面，军队中仍然有不少指挥员是沙俄时代的旧军官，他们的“阶级成分”和“政治忠诚度”在斯大林看来都值得怀疑。另一方面，一些在内战中战功卓着、在军中拥有崇高威望的红军将领，比如被誉为“红色拿破仑”的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们思想独立，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在军事战略和军队建设等问题上与斯大林（以及他宠信的伏罗希洛夫等人）存在分歧。这些人，在斯大林看来，都是潜在的“危险分子”，是可能挑战他权威的“独立王国”。
于是，一场针对红军指挥层的大清洗，以其史无前例的规模和残酷性，在1937年骤然展开！
导火索，据说是一份由德国情报部门（可能是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转交）“巧妙”地送到斯大林手中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与德国军方秘密勾结、企图发动军事政变的“情报”（这份情报的真实性至今存疑，很可能是德国人的离间计，或者是斯大林早已想动手，只是借此为名）。
不管真假，本着宁可杀错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斯大林立刻抓住了这个“把柄”。1937年6月，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其他七位红军高级将领（包括方面军司令级别的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人），在没有任何公开审判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并以“叛国罪”、“间谍罪”、“参与反苏军事阴谋”等罪名，被迅速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图哈切夫斯基的被杀，仅仅是一个开始。紧接着，清洗的屠刀在红军内部疯狂挥舞，从元帅、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旅长，一直到团级甚至营级军官，成千上万的指挥员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审判、处决或送往古拉格。
这场清洗的规模有多大？咱们来看几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
元帅级别：当时苏联红军总共只有5位元帅，其中就有3位（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被处决！另外两位，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则是斯大林的铁杆亲信，自然安然无恙。
集团军\/方面军司令级别将官：15名中，有13名该级别的将领被清洗（包括处决、监禁或解职），几乎占到了当时该级别将官总数的90%以上！
军级指挥员（大致相当于上将）：57人中，有50人遭到清洗，比例高达87.7%！
师级指挥员（大致相当于中将）：186人中，有154人遭到清洗，比例为82.8%！
旅级指挥员（大致相当于少将）：406人中，有336人遭到清洗，比例也高达82.7%！
团级军官（包括政委在内）：据估计，有数千人遭到解职、监禁、流放或处决，至少有60%以上的团级指挥岗位被更换了新人。
总计：在整个大清洗期间，大约有3万5千名红军军官（从尉官到元帅）遭到清洗，这几乎占到了当时红军军官总人数的40%以上！有些资料甚至认为实际比例更高。
红军总参谋部的核心成员几乎被“团灭”，包括参谋长、作战部负责人等关键职位都经历了血腥的“大换血”。新兴的技术兵种，如空军、装甲兵、通信兵等的领导层和技术骨干，更是损失惨重，很多富有经验和创新精神的指挥员和工程师一夜之间“人间蒸发”，导致这些新兵种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技术断层和人才断档。
这场对红军指挥体系的“自毁长城”式的清洗，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大量富有实战经验和理论水平的优秀指挥员被无辜杀害，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虽然“政治可靠”（即对斯大林绝对忠诚）但军事才能平庸、缺乏经验的“速成”干部。红军的指挥效率、战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都遭到了严重削弱。军队内部弥漫着恐惧和不信任的气氛，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轻易提出不同意见，只求自保。
斯大林通过这场血腥的“肃军”，确实清除了那些他认为“不可靠”或者可能挑战他权威的军事将领，进一步巩固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苏联国防力量的严重内伤。这种内伤的后果，在几年后爆发的苏芬战争和苏德战争初期，将以极其惨痛的方式暴露出来。
大清洗的恐怖，绝不仅仅局限于党政军的高层精英。它像一张无形的巨网，笼罩了苏联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普通干部和普通民众，都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卷入这场血腥的漩涡。
斯大林充分利用了他手中掌控的秘密警察系统——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在全国各地大搞“肃反”运动。为了确保“清洗”的“效率”和“成果”，NKVd甚至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都设定了需要逮捕和处决的“敌人”的配额指标！
您没听错，就是“配额”！比如，某个省份、某个州、某个军区，上级会下达指令：你们这里必须查处出多少名“反革命分子”、多少名“间谍”、多少名“托派分子”……这简直是荒唐至极！“敌人”的数量，居然可以像生产钢材、煤炭一样，事先定好指标，然后按指标去“完成任务”！
这种“配额式”的恐怖，直接导致了无数无辜者的灾难。地方上的NKVd官员和党政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甚至为了邀功请赏，往往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们开始疯狂地搜罗所谓的“敌人”，如果实在找不到，那就只能扩大化，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无限上纲上线，甚至直接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一时间，整个苏联社会陷入了极度的猜忌、恐惧和疯狂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荡然无存。邻居可能会因为一点小摩擦而举报你“收听敌台”；同事可能会因为嫉妒你的职位而诬陷你“发表反动言论”；甚至在家庭内部，夫妻反目、父子相残的人间悲剧也时有发生。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白天喊口号，晚上写交代”的恐怖氛围之下。
被捕者往往不经过任何正式的、公正的审判（很多时候就是由NKVd的“三人小组”秘密决定），就被扣上各种骇人听闻的罪名，判处重刑。其中一部分人被直接枪决，而更多的人，则被塞进闷罐火车，押送到西伯利亚、远东和极北地区的那些人间地狱——古拉格劳改营，去充当无偿的苦役。
根据后来解密的苏联档案数据，仅在1937年至1938年这个大清洗的高峰期，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就高达约68万1千人！另有大约130万人被关进了劳改营或被流放。 而在整个1930年代的大清洗期间，因为各种原因（处决、死于劳改营、饥荒等）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据不同历史学家的估算，从数百万到上千万不等。这是一个多么惊人、多么惨痛的数字！
对于中下层党政干部的清洗，也同样触目惊心。到1938年，全国15个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中，竟然有13人被枪决或逮捕后失踪！ 各个州、边疆区的党组织领导层也基本被“一锅端”，像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地的书记们几乎是“全军覆没”。
这种“干部体系的极端不稳定性”，被当时的人们无奈地戏称为：“三个月前是县党委书记，三个月后当了部长，再过三个月就进了监狱。” 据说，在清洗的高峰期，苏联每年有超过30万名官员、企业职工被撤换或逮捕。这导致整个党政系统陷入极度的恐慌和瘫痪，人人不敢负责，不敢作为，只求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即便是普通的共产党员，也难逃厄运。据统计，从1936年到1939年，在当时大约300万苏联共产党员中，就有约80万人因为各种原因被“清除出党”或者直接被逮捕。原因五花八门：可能仅仅是因为你曾经与某个被打成“托派”或“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人有过组织关系；可能仅仅是因为你在某个会议上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或者对某个政策表示了一点点怀疑；甚至可能仅仅是因为你的某个亲戚或朋友“出了问题”，你也会受到“株连”。
经过这场持续数年、如同“内部战争”一般残酷的“大扫除”，苏联社会在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之后，终于被恐怖所“征服”了。斯大林通过消灭所有现实的或臆想中的敌人，清除了党内任何可能存在的反对声音和不同派别，将整个国家机器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手中，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度集权的个人独裁统治。
在一片血雨腥风和万马齐喑的恐怖氛围中，对斯大林个人的崇拜，却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近乎疯狂的顶峰。
官方的宣传机器马力全开，将斯大林描绘成无所不能、永远正确的“伟大舵手”、“各族人民的慈父”、“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最伟大的天才”、“当代列宁”……各种肉麻的颂扬之词雪片般飞来，简直要把他捧上神坛。
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城市（比如察里津改名斯大林格勒，顿涅茨克改名斯大林诺）、工厂、集体农庄、街道、山峰……他的雕像和肖像，遍布苏联的每一个角落，从机关学校到工厂农村，无处不在。他的着作（很多是别人代笔或者经过精心修改的）被奉为“经典”，要求人人学习，深刻领会。每一次会议，每一次集会，都必须以高呼“斯大林乌拉！”（斯大林万岁！）开始和结束。
这种铺天盖地的个人崇拜，一方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凝聚人心、统一思想、维护社会“稳定”（高压下的稳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彻底压制了不同意见，使得整个国家的决策都系于斯大林一人之手，为日后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埋下了隐患。
而在那光鲜亮丽的“领袖崇拜”背后，是无数破碎的家庭，是数百万无辜的冤魂，是整个民族心灵深处难以愈合的创伤。斯大林用恐怖和残忍的手段建立起了他的“红色帝国”，也为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难以驱散的阴影。
大清洗的风暴，到1938年底、1939年初，总算是渐渐平息了下来（或者说，从大规模的公开镇压转向了更隐蔽的、常规化的控制）。斯大林环顾四周，那些曾经的“战友”和“对手”们，要么已经化为冢中枯骨，要么就在古拉格的冰天雪地里苟延残喘。他终于可以安心地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宝座上，享受那至高无上的权力了。
但是，就在他刚刚“打扫干净屋子”，准备集中精力应对日益险恶的国际局势的时候，一场看似不起眼、却将对苏联红军的真实战力进行一次残酷检验的“小麻烦”，却在苏联的西北边境悄然降临了。那个倔强的北欧小国芬兰，似乎并不打算乖乖地听从“老大哥”的安排……而刚刚经历过血腥清洗、指挥层元气大伤的苏联红军，又将在冰天雪地中，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