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日本这头“饿狼”在吞下了马来亚和新加坡这两块“肥肉”之后，马不停蹄地又扑向了荷属东印度那片更广阔、也更诱人的“油田”。今村均中将指挥下的日军第16军，靠着空降夺油田、海上一锅端的神奇操作，硬是把AbdA联合司令部那帮“多国部队”给打了个落花流水，爪哇岛也跟着陷落。这下，日本算是把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都给攥在了手里，那“大东亚共荣圈”的“鸡血”，是越打越足了。
然而，它的“绝对防御圈”的东边，还有一块硬骨头，硌得它寝食难安，也让远在华盛顿的山姆大叔，脸上火辣辣地疼。这块硬骨头，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为何如此重要？
您打开世界地图瞅瞅，菲律宾这串珍珠般的岛屿，不多不少，正好卡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十字路口”上。往北，它能直接威胁到日本本土和咱们中国台湾之间的海上生命线；往南，它又是连接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的重要跳板；往西，它扼守着南海的东大门；往东，则是茫茫的太平洋，直通美国西海岸。这地理位置，简直就是老天爷专门给兵家必争之地量身定做的！
想当年（1898年），美国人也是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趁着西班牙这个“老牌殖民帝国”日薄西山，一场美西战争下来，就把菲律宾从西班牙手里给“解放”了过来，变成了自家的殖民地。后来虽然也答应让菲律宾“高度自治”，准备将来让它独立，但在1941年底那会儿，菲律宾的国防和外交大权，还都牢牢地攥在美国人手里，是美国在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和战略支撑点。简单说，菲律宾一丢，美国在亚洲的大门就算是敞开了一半，日本想在西太平洋横行霸道，也就少了一个最大的顾忌。
更重要的是，菲律宾对美国来说，意义远不止一座海外基地、一个战略跳板这么简单——它是政治象征，是样板间，是美国向全世界推销新秩序的“橱窗展示”。
这里容我说点题外话哈。
咱们前面说过，一战之后，那套英法主导的老殖民秩序其实就已经千疮百孔了，可英法就是死死不松手，继续把殖民地当摇钱树。这也为后来全球的不满情绪埋下了雷。
而罗斯福脑子更活，他想干的，是另起炉灶、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这套秩序说白了，就是你不需要搞殖民，照样能让别的国家听你的，怎么听？靠“示范效应”——你得拿出个能看的榜样来。
于是，菲律宾就成了他精心挑选的“橱窗样板”：一个从殖民地过渡出来的“自由自治国”，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持下，搞民主、兴经济、走发展路线，成为亚洲其他国家眼中那个“跟着美利坚混，有肉吃”的活教材。
这是罗斯福对抗老欧洲殖民逻辑的手法，也是未来美国主导全球秩序的试验田。只不过后来因为战后形势变化、冷战格局骤起，加上菲律宾自身原因，这张牌没打响。苏联战后的崛起，让美国只好掉头扶持了昔日战败国日本——于是才有了东京的高速公路、丰田的引擎盖和战后“日美同盟”的黄金年代。
按照原计划是要与英国竞争殖民话语权，结果阴差阳错，变成了冷战里与苏联争夺全球影响力的第一场排头兵对决。马歇尔计划，就是这场新竞争逻辑下的正式开幕。
所以你说，菲律宾一丢，不只是军事失利，而是整个“新秩序橱窗”当场砸碎，美国想在亚洲、乃至全球推广那一套“自由繁荣模板”，第一回合，就被日本狠狠打了个耳光。
所以啊，无论是从军事战略、经济利益还是政治象征意义上看，菲律宾这块地盘，对当时的日本和美国来说，都是寸土必争、输不起的“天王山”！
好了，咱言归正传！
负责啃菲律宾这块硬骨头的，是日本陆军的第14军，司令官名叫本间雅晴，陆军中将。
这位本间雅晴，他早年当过驻英国的武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对西方文化也颇有了解，甚至还写过一些颇有文采的诗歌，算是个“文艺范儿”的将军。在战术思想上，他不像有些日本将领那样一味地强调“精神注入”和“白刃冲锋”，而是更注重情报搜集、后勤保障和计划的周密性，打起仗来，既有日本军人特有的那种坚韧和果决，又不失谨慎和灵活，具备在菲律宾这种岛屿众多、地形复杂的战场上协调指挥多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
本间雅晴为进攻菲律宾制定的作战计划，可以说也是“闪电战”思想在岛屿攻防作战中的一次“本土化”尝试。他的核心思路是：
主攻吕宋岛，南北夹击：菲律宾最重要的岛屿，自然是首都马尼拉所在的吕宋岛。本间雅晴计划，将其主力部队（主要是第48师团和第16师团的一部分），分别从吕宋岛北部西海岸的林加延湾和东南部靠近马尼拉的拉蒙湾，阿巴南海滩是其一部分，或指附近更小的登陆点）两个主要方向同时实施大规模两栖登陆。北路登陆部队的目标是迅速向南推进，切断吕宋岛北部的联系；南路登陆部队则直接向马尼拉及其周边地区突击。最终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将美菲联军主力合围在马尼拉平原，一举歼灭。
辅助方向，切断退路：在棉兰老岛等南部主要岛屿，日军也将同时发动规模相对较小的登陆作战，目的是占领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切断美菲联军可能向南撤退或从澳大利亚获得增援的通道，并为后续进攻荷属东印度提供前进基地。
海空一体，立体压制：为了确保登陆作战的顺利进行，日本海军的“南方派遣舰队”（由近藤信竹中将指挥，拥有战列舰、巡洋舰和航空母舰“龙骧”号等兵力）将负责为登陆船队提供全程护航，并压制美国亚洲舰队可能的海上反击。而日本陆军和海军的第十一航空舰队，则将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就对吕宋岛上的克拉克、尼科尔斯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进行毁灭性的空中突袭，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将美军的空中力量摧毁在地面上，夺取绝对制空权。
那么，本间雅晴的对手——驻菲律宾的美菲联军，实力又如何呢？
总司令，自然是那位大名鼎鼎、派头十足、嘴里总叼着个玉米芯烟斗的五星上将（当时还是四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帅这个人，咱们后面还会重点讲到他，这里先按下不表。
他手底下的兵力，从纸面上看，倒也不算太少。总共约有12万到13万人，其中美军正规部队约3万人左右（主要是美国陆军的菲律宾师和一些海岸炮兵、航空队单位），其余近10万人，则是刚刚动员起来的菲律宾本地士兵组成的菲律宾陆军。
可这“十万大军”，水分可不小。美军正规部队，很多都是些和平时期驻扎在热带殖民地的“老爷兵”，训练水平和战斗意志都值得怀疑。而那些菲律宾本地士兵呢？更是缺乏训练，武器装备也极其老旧落后（很多人手里拿的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恩菲尔德步枪），甚至连基本的军饷和伙食都难以保障，士气普遍不高。更要命的是，美菲联军内部，由于种族、文化和指挥体系的差异，也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隔阂。
至于武器装备，那就更寒酸了。菲律宾的美军航空力量，在战争爆发前，总共也就二百多架飞机，其中能算得上是现代化战斗机的p-40“战斧”，数量更是少得可怜，而且很多都还在组装和调试之中。跟日本陆海军航空队那些性能优异、数量众多的“零式”、“九六陆攻”比起来，简直就是“小米加步枪”对阵“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辆，更是凤毛麟角。
可以说，在1941年底，麦克阿瑟和他手下这支“联合国军”（主要是美国人和菲律宾人），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如狼似虎的日本侵略军，其处境，从一开始就相当不妙。
1941年12月8日，就在珍珠港遇袭仅仅十个小时之后，日本陆海军航空队的飞机，就如同事先演练好一般，铺天盖地地飞临了吕宋岛上空，对克拉克、尼科尔斯、伊巴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进行了毁灭性的空中突袭！
由于美军指挥层的麻痹大意和反应迟钝（据说麦克阿瑟在接到珍珠港遇袭的消息后，长达数小时都没有下令部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也没有批准对台湾的日军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空袭），大部分美军飞机都像珍珠港的“前辈”们一样，整整齐齐地停放在机场上，成了日本轰炸机和战斗机绝佳的活靶子！
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吕宋岛上的美军航空力量，就几乎被摧毁殆尽！残存的少量飞机，也因为机场被破坏而无法起降。日本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取了菲律宾上空的绝对制空权。
紧接着，从12月10日开始，日本的地面部队，开始在吕宋岛北部的阿帕里、维甘等地进行小规模的试探性登陆，进一步吸引和迷惑美菲联军的注意力。
真正的“大戏”，在12月22日正式上演！这一天，本间雅晴指挥的日军第14军主力，在强大的海空火力掩护下，分别从吕宋岛北部西海岸的林加延湾和东南部靠近马尼拉的拉蒙湾，同时实施了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
面对日军的南北夹击，麦克阿瑟和他手下的美菲联军，再次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他们原以为日军的主攻方向会是马尼拉湾的正面，因此将主要的防御力量都集中在了那里。对于林加延湾和拉蒙湾这两个看似“偏僻”的登陆点，防御力量则相对薄弱，工事也远未完善。
结果呢？日军的突击部队，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就成功地在林加延湾和拉蒙湾的滩头阵地站稳了脚跟，并迅速向内陆纵深穿插！
日军的战术特点，再次展现了其在战争初期的那种凶悍和高效。他们集中优势兵力，在选定的突破点上实施猛烈攻击，一旦撕开对手的防线，其后续的骑兵部队（日本陆军在东南亚战场上，仍然保留了一定数量的骑兵部队，用于在道路状况不佳的地区进行快速侦察和穿插）和摩托化步兵，就利用菲律宾那狭长、沿海的地形特点，沿着公路和海岸线，以惊人的速度向南（或向北）推进，试图对马尼拉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合围之势！
面对日军这种多路穿插、快速突击的打法，本就装备落后、训练不足、指挥混乱的美菲联军，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正面抵抗。他们的防线，如同纸糊的一样，一捅就破，节节败退。很多菲律宾本地士兵，在看到日军的坦克和飞机之后，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一触即溃，甚至成建制地逃散或投降。
麦克阿瑟在最初的几天里，可能还对守住吕宋岛、与日军进行主力决战抱有一丝幻想。但严酷的战场现实，很快就让他清醒了过来。他意识到，就凭手里这点七拼八凑、士气低落的部队，要想在开阔的马尼拉平原上，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还掌握着制空权的日军硬碰硬，那简直就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于是，在12月23日（也就是日军主力登陆后的第二天），麦克阿瑟被迫做出了一个痛苦但却相对明智的决定——执行早在战前就已制定好的“橙色战争计划3号”！
这个计划的核心思想，就是放弃在吕宋岛大部分地区与日军进行主力决战，将美菲联军的主力部队，迅速向南撤退，集中到吕宋岛西南部那个地形狭窄、易守难攻的巴丹半岛以及扼守马尼拉湾入口的科雷希多岛要塞，依托那里的有利地形和预设工事，进行持久抵抗，拖延时间，等待美国本土的援军到来。
麦克阿瑟的撤退命令一下，美菲联军就开始了向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的大规模战略转移。而为了避免首都马尼拉这座拥有百万人口的繁华城市在巷战中化为焦土，也为了给撤退行动争取更多的时间，1941年12月26日，麦克阿瑟正式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
1942年1月2日，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马尼拉。
马尼拉的“无血开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城市的毁灭和大规模的平民伤亡，但其政治和象征意义上的打击，却是极其沉重的：
亚洲最大殖民地的沦丧：这意味着美国在亚洲经营了几十年的、也是其最重要的殖民地和军事前哨，就这样轻易地落入了日本人之手。这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美国国家威望和“帝国脸面”的一次严重崩塌。
菲律宾自治政府的解体：随着日军的到来，由美国扶植的菲律宾自治邦政府（由总统曼努埃尔·奎松领导）被迫流亡（奎松后来在美国病逝）。日本很快就在菲律宾扶植起了一个由亲日分子组成的傀儡政权（以何塞·劳雷尔为首），试图通过“以菲制菲”的方式，来维持其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
军民失去退路，陷入绝境：马尼拉的陷落，也使得大量未能及时撤往巴丹半岛的美军后勤人员、文职官员、以及不愿接受日本统治的菲律宾平民，失去了最后的退路，成为了日军的俘虏或占领下的顺民。
然而，就在这“和平解放”的表象之下，日本侵略者残暴的本性，也开始逐渐暴露出来。日军在占领马尼拉和菲律宾其他地区后，立刻就开始了针对当地抗日分子、华侨以及普通平民的搜捕、迫害和屠杀。大量的美国和菲律宾战俘，也被集中起来，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关押。这一切，都为日后那场惨绝人寰的“巴丹死亡行军”，埋下了伏笔。
巴丹半岛坚守战——麦克阿瑟的悲壮与背影
将主力部队撤往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进行持久抵抗，这是麦克阿瑟在吕宋岛战局急转直下之后，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
巴丹半岛，位于吕宋岛西南部，像一只螃蟹的巨螯一样，与南边的科雷希多岛要塞共同扼守着马尼拉湾的入口。这里地形复杂，多山林，道路稀少，易守难攻，确实是一个进行持久防御的理想场所。
退守到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的美菲联军，总兵力大约还有七八万人（其中美军约一万五千人，其余为菲律宾士兵）。他们依托着半岛上预设的（虽然并不完善）防御工事和科雷希多岛上坚固的海岸炮台，准备与数倍于己的日军，进行一场实力悬殊、也注定没有希望的困兽之斗。
战斗从1942年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初，打得异常艰苦和惨烈。
粮弹不足，补给断绝：由于撤退仓促，美菲联军携带的粮食、弹药和药品都非常有限。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外部的补给也根本无法运进来（美国海军在珍珠港事件后，早已自顾不暇，根本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救援和补给行动）。士兵们每天只能领到极少量的口粮（主要是大米和罐头鱼），很多人都饿得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弹药也越打越少，很多炮兵阵地最后甚至连炮弹都打光了。
疾病肆虐，非战斗减员严重：巴丹半岛地处热带，气候湿热，蚊虫滋生。在缺乏药品和卫生条件极差的情况下，疟疾、痢疾、脚气病、坏血病等各种热带疾病，像瘟疫一样在守军中迅速蔓延开来。营养不良和疾病的折磨，使得大量的士兵失去了战斗力，非战斗减员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战斗伤亡的人数。
菲军与美军士气崩溃，内部分裂：在饥饿、疾病、绝望和日军持续不断的炮击轰炸的多重压力下，美菲联军的士气，不可避免地开始崩溃。很多菲律宾士兵，因为思念家乡，或者对抵抗前途彻底失去信心，开始出现逃亡、哗变甚至向日军投降的情况。美军士兵虽然纪律相对较好，但在这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绝境中，也普遍弥漫着悲观和绝望的情绪。
就在巴丹半岛的抵抗已经濒临极限、全军覆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1942年3月，麦克阿瑟接到了来自华盛顿的、罗斯福总统亲自下达的死命令——要求他立刻离开菲律宾，前往澳大利亚，组织和指挥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盟军作战！
罗斯福总统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麦克阿瑟作为当时美国军界声望最高的将领之一，不能让他跟巴丹守军一起玉石俱焚，他的军事才能和指挥经验，对未来的反攻至关重要；二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看，让这位“远东英雄”成功突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鼓舞盟国的士气，抵消菲律宾失陷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一旦这位四星将军被日本俘虏，那政治影响可就太大了，这是美国无论如何都不能承受的。
麦克阿瑟本人，虽然一百个不情愿离开他那些正在与他并肩作战、即将陷入绝境的部下，但军令如山，他也不得不服从。1942年3月11日夜，麦克阿瑟带着他的家人和少数核心参谋人员，在夜色的掩护下，乘坐着几艘鱼雷快艇，悄悄地从科雷希多岛撤离，历经艰险，最终成功抵达了澳大利亚。
在离开菲律宾前，麦克阿瑟向留守的部下和菲律宾人民，发表了他那句后来流传千古、也充满了争议的着名誓言：“I shall return!”（我还会回来的！）
当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听到麦克阿瑟这句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誓言时，眉头微微一皱，似乎对这个“I”（我）字不太满意，他可能觉得，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时刻，更应该强调的是“we”（我们）的力量。但麦克阿瑟可不管这个，坚持强调“我还会回来的”。
对麦克阿瑟而言，菲律宾的失守不只是美军的战略失败，更像是一场强加于他个人身上的屈辱。他已经把这场战争，从国家之间的对抗，转化成了他与日本之间的私人恩怨。从这段话就能看出，麦克阿瑟是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荣誉感强烈且情绪浓烈的将军。麦克阿瑟对菲律宾的执念，并不只是一次性情绪反应，而是逐渐演变为长期影响其战略判断的心理重心。他将“重返菲律宾”视为一场必须亲手完成的复仇与救赎，这种私人恩怨深深嵌入了他此后几乎所有的战略决策中，从战区选择到资源争夺，甚至不惜与海军和联合参谋部反复拉锯。他不是单纯在打仗，而是在用战争为自己洗刷那段被迫撤离的耻辱。
但无论如何，麦克阿瑟的这句誓言，确实也给那些被他“抛弃”在菲律宾的数万盟军将士和苦难中的菲律宾人民，留下了一丝渺茫的希望和精神上的寄托。
麦克阿瑟走了，把指挥权交给了乔纳森·温莱特中将。但留给温莱特和那十多万饥饿、疲惫、疾病缠身、弹尽粮绝的美菲联军将士的，只有无尽的绝望和即将到来的、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
麦克阿瑟撤离后不到一个月，1942年4月9日，坚守在巴丹半岛的约7万5千名美菲联军（其中美军约1万2千人），在指挥官爱德华·金少将的率领下，被迫向日军投降。这是美国军事历史上，一次性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
紧接着，5月6日，在经历了日军持续数周的猛烈炮击和轰炸之后，坚守在科雷希多岛“石头炮台”上的最后一万多名美菲联军，在温莱特中将的指挥下，也放下了武器，向日军投降。
至此，盟军在菲律宾有组织的抵抗，基本宣告结束。日本，以相对较小的代价（日军在整个菲律宾战役中伤亡约1万2千人），成功地占领了这个美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将美国的势力彻底赶出了西太平洋的核心区域。太平洋战争的“正门”，就这样，被日本人狠狠地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对巴丹半岛投降的约名盟军士兵（其中包括大约名美军与超过名菲律宾军人）来说，举白旗并没有结束战争带来的苦难，反而迎来了另一段更加残酷的生死考验——“巴丹死亡行军”。
自1942年4月9日起，日军强迫这些早已饥饿、患病、极度虚弱的战俘，徒步穿越超过100公里，从马里韦莱斯出发，沿着崎岖炙热的道路，一路押送至塔尔拉克省的奥唐奈集中营。整段行军过程持续6到10天不等，条件极端恶劣：
战俘在高温下缺水缺食，每日仅有极少量口粮；
路途中禁止休息，许多人在烈日与脱水中倒毙；
任何掉队、跌倒或无法行走者，往往被日军当场枪杀、刺刀捅死或活埋；
一些日军士兵甚至以战俘为靶子练习刺杀，或用卡车碾压；
据幸存者与战后调查估计，至少有6000至名战俘在这场行军中丧生，准确数字至今仍无定论，但死亡率极高，尤其是菲律宾籍士兵伤亡最重。
这场惨绝人寰的暴行，震惊了全世界，也成为战后审判的重要罪证之一。
战争结束后，巴丹行军的主导者之一、第14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被美军逮捕并引渡至菲律宾接受军事法庭审判。
审判中，本间虽坚称自己并未下达虐待命令，并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但法庭认为他作为高级指挥官，应负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
最终，他被判处战犯罪名成立，于1946年4月3日执行枪决。
此外，还有多名日军军官因对战俘虐待、杀害行为被判刑或处决，“指挥官应对下属暴行负责”的原则（即“指挥官责任”）也成为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中的重要司法先例。
直到战争结束，许多从奥唐奈集中营被转送到其他劳工营的战俘仍继续承受苦难——饥饿、疾病、强迫劳役、远送日本矿山与工厂的“地狱船运输”，成千上万的人再也没能回家。
据统计，名被俘战俘中，最终活着回国的美军不到一半。而菲律宾战俘的生还比例则更低，其中很多人战后长期生活在身心创伤中。
今天，美国与菲律宾均设有“巴丹行军纪念碑”和博物馆。每年4月，美国还会举行“纪念死亡行军”，以缅怀那段黑暗中的英勇与苦难。
至于带头投降的爱德华·金将军本人也沦为战俘，被日军关押在多个战俘营，直到战争结束。虽然按照美军军规，他的擅自投降可能构成军事渎职，但战后美军并未追究他的责任。相反，许多战俘与历史学者认为，他的决定拯救了数万人的性命，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负责任行为。
爱德华·金将军于战后继续服役，并于1950年以少将军衔退役。他晚年低调生活，于1958年去世，后人普遍称他为“选择活人回家的将军”。
菲律宾战役不仅是一场军事溃败，更是一场象征意义极重的战略崩塌。它让美国失去了在亚洲最重要的前沿基地，也摧毁了罗斯福原本想以菲律宾为“样板间”推广的新秩序设想。
在日军“南下战略”的狂潮中，菲律宾沦陷成为日本帝国扩张的高光时刻之一，但这场胜利背后，隐藏的是补给线拉长、占领成本激增的沉重代价。
而在这片焦土与耻辱之上，一个身影悄然远去——麦克阿瑟，他留下的那句“我还会回来的”，将成为日后太平洋战场上最响亮的承诺。
然而，日本对美国的打击远未收手。就在菲律宾鏖战正酣之际，在泰国的西边缅甸，中国军人谱写了一段热血与悲壮交织的史诗。一条名叫“滇缅公路”的狭窄山道，成了中国与世界最后的血脉联系，而在那片丛林密布、瘴气弥漫的异国土地上，一支身负国仇家恨的中国军队，不远万里奔赴战场，与盟军并肩作战，试图挡住日本南进的铁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