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们说到，随着马里亚纳群岛的相继陷落，日本所谓的“绝对国防圈”，被撕开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缺口。
这道跨越太平洋的噩耗，如同一道闪电，精准地劈在了东京的政治心脏上，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这场地震，直接导致那个战争狂人、权倾一时的“幕府将军”——东条英机，从权力的巅峰，轰然倒台。他的上台，本就是一场“以毒攻毒”的政治豪赌；他的倒台，则成了为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寻找“替罪羊”的必然结局。从一个极端集权的“东条幕府”，到一个由陆海军元老“联合执政”的古怪内阁，日本高层用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承认了其领导核心的彻底破产。
就在太平洋的战火将日本本土烧得火烧眉毛的时候，让我们把视线暂时调转一万多公里，回到战争的另一个策源地——西欧。在这里，一场同样决定世界命运的殊死搏斗，正在一片更广阔、更冰冷的战场上，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展开。
自从不列颠空战的硝烟散尽，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沦陷之后，一直到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前，西欧的陆上战线，奇异地陷入了一种长久的沉寂。然而，在这片看似平静的土地之下，一场决定英国生死存亡的大战，早已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日夜不休地进行着。
说到二战时期大西洋，我们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词，恐怕就是“潜艇”。的确，在太平洋上，美国和日本正围绕着航空母舰这种全新的海战核心，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的钢铁与烈火的对决。海军的天空，似乎已经被舰载机所统治。可是在大西洋上，故事的主角，却是一群潜伏在水下的“狼”，它们神出鬼没，用鱼雷撕开一艘又一艘商船的肚腹，企图用这种阴冷而致命的方式，勒死大英帝国的生命线。
这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同为轴心国，为什么德国海军选择了潜艇，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将国运赌在航空母舰上？难道德国人看不出航母的威力吗？
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一个代号为“Z”的宏伟计划说起。这个计划，是德国海军一个华丽而又致命的梦想，它解释了德国海军为何强大，也注定了它为何悲壮。
1919年，在苏格兰北部的斯卡帕湾，阳光惨淡。被拘禁在此的德国公海舰队，那支曾让整个大英帝国辗转反侧的钢铁巨兽，接到了它最后的命令。官兵们打开了舰艇的通海阀，平静地看着自己心爱的战舰一艘艘地倾斜、翻滚，最终沉入冰冷的海底。这场史无前例的集体自沉，是德国海军骄傲的、悲壮的、也是决绝的谢幕。它不仅让德国海军在一夜之间“家徒四壁”，更在其精神深处，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催生了一种近乎扭曲的、对复兴的渴望。
随后的《凡尔赛和约》，则像一道道法律的锁链，将这头受伤的猛兽死死捆住。条约规定，德国海军只能保留6艘老旧的万吨级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一些小型舰艇，并且严禁其拥有潜艇和航空母舰。这支海军，从纸面上看，连防卫自家门口都显得捉襟见肘，更何况挑战世界霸主——英国皇家海军。
然而，德意志民族的工程师基因和军人的狡黠，在条约的缝隙中找到了生存空间。墨迹未干，德国海军的重建便已在悄然进行。他们的第一个杰作，是一种名为“装甲舰”的全新舰种。这东西的设计理念，堪称舰船设计史上的一个奇葩，简单概括就是一句话：“比任何火力比我强的军舰跑得都快，比任何跑得比我快的军舰火力都强。”它装备了战列舰级别的大口径主炮（280毫米），却拥有巡洋舰般的高航速（28节约52公里），而装甲又薄得像纸片一样，总吨位只有1.2万吨左右。
英国人被这玩意儿吓了一跳，给它起了个更响亮的外号——“袖珍战列舰”。这三艘“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舍尔海军上将”号和“斯佩伯爵海军上将”号），从诞生之日起，就预示了德国海军在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方向：我打不过你的主力舰队，那我就不跟你打正面。我溜到大洋上，专门打你的运输船队，破坏你的海上交通线。你派巡洋舰来追我，打不过我；你派战列舰来追我，又追不上我。这种流氓打法，让英国人头疼不已。
1933年，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奥地利下士登上了德国权力的顶峰。希特勒的上台，如同一阵狂风，吹散了笼罩在德国上空的《凡尔赛和约》的阴云。他毫不犹豫地撕毁了条约，德国的武装力量重建，正式进入了快车道。
此时，德国海军的总司令，是埃里希·雷德尔海军元帅。这位老派的海军将领，是美国海权论大师马汉的忠实信徒。在他的脑子里，海军的真谛只有一个：强大的主力舰，堂堂正正的舰队决战。他认为，斯卡帕湾的自沉，是德国海军最大的耻辱，而要洗刷这份耻辱，就必须建立一支比当年公海舰队更强大的水面舰队，与皇家海军在大洋上进行一场宿命般的对决，并一举将其击败。
基于这种思想，一个宏伟到近乎疯狂的舰队建设计划，在他的主持下诞生了。这，就是“Z计划”。
“Z计划”的核心，是要在1945年左右，建成一支足以碾压英国海军的庞大舰队。这支舰队将包括：
10艘代表着当时技术顶峰的超级战列舰（包括已建成的“俾斯麦”级和更为庞大的h级）
4艘航空母舰（以“齐柏林伯爵”号为代表）
15艘装甲舰和重巡洋舰
以及大量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
雷德尔元帅幻想着，当这支无敌舰队建成之日，便是德意志的战旗，飘扬在五大洋之上之时。希特勒对这个计划也极为欣赏。作为一个艺术家出身的政治家，元首本人对那些线条优美、炮塔林立的巨舰大炮有着一种近乎痴迷的喜爱（最经典的就是咱之前讲过的“古斯塔夫”巨炮）。巨大的战列舰，就像陆地上的宏伟建筑一样，是国力的象征，是权力的图腾。于是，在元首的支持下，“Z计划”成了德国海军的最高国策。
然而，就在雷德尔和他的信徒们沉浸在巨舰大炮的幻梦中时，海军内部，一股截然不同的、冷静甚至有些冰冷的思潮，正在悄然涌动。
这股思潮的倡导者，是当时的海军准将，后来的潜艇部队总司令——卡尔·邓尼茨。
邓尼茨这个人的经历，和雷德尔完全不同。他没有那种对水面舰队的执念，因为他的一战，是在狭窄、阴暗的潜艇里度过的。他还曾作为潜艇艇长被英军俘虏。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对海战有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他深刻地认识到，以德国有限的国力、漫长的海岸线和糟糕的地理位置，想在水面舰队的规模上和坐拥全球殖民地、掌控海洋要道的英国进行对称竞争，无异于以卵击石，是纯粹的自杀行为。
他坚信，德国唯一的胜算，在于“非对称作战”。具体来说，就是发动一场无情的“吨位战”。
这个理论很简单：大英帝国是一个岛国，它的一切——粮食、石油、原材料、军队——都依赖海上运输。只要我们用潜艇击沉英国商船的速度，超过英国及其盟友建造新船的速度，那么英国的战争经济就会被活活扼杀。就像一头巨兽，只要割断了它的动脉，不管它多么强壮，最终都会失血而亡。
因此，邓尼茨声嘶力竭地主张，海军应该把有限的资源——尤其是宝贵的钢铁——优先用于建造一支由数百艘（他最初的设想是300艘）远洋U型潜艇组成的庞大舰队。这些潜艇，就是他后来闻名于世的“狼群”。至于那些昂贵、建造周期漫长、又极度脆弱的“钢铁玩具”（指水面战舰），在他看来，不过是些华而不实的摆设。
于是，在德国海军内部，一场雷德尔的“巨兽”与邓尼茨的“狼群”之间的战略分歧，激烈地展开了。这堪称德国海军的“理论内战”。最终，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希特勒选择了雷德尔的“Z计划”。传统海军思想的深厚根基，以及元首个人的审美偏好，压倒了邓尼茨的实用主义。
然而，这场内部斗争的破坏性，还远不止于此。一个更致命的、来自外部的因素，是德国海军与赫尔曼·戈林领导的德国空军之间那无法调和的军种矛盾。
戈林，这个浮夸、贪婪、权力欲极强的帝国元帅，把德国所有的飞机都视为自己的私人领地。他坚决抵制海军建立独立的、强大的航空兵部队。这直接导致了德国海军航空力量发展的严重滞后。耗费巨资的“齐柏林伯爵”号航空母舰，虽然在1938年就风光下水，但直到战争结束，它都未能完工服役。原因很简单——戈林根本不给它配备专属的舰载机联队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一艘没有飞机的航母，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漂浮的钢铁棺材。
更要命的是，海军在广阔的大西洋上作战，急需远程海上侦察机来寻找目标。最适合干这个活的飞机，是Fw 200“秃鹰”远程巡逻机。但这种飞机的控制权，也被戈林牢牢地抓在空军手里。结果就出现了非常滑稽的一幕：空军飞行员缺乏专业的海上导航和舰船识别训练，他们在大西洋上空兜风，找到了盟军船队，往往更热衷于自己扔下几颗炸弹攻击船只，以便抢功，而不是耐心地为远处的U艇或水面舰队提供持续的侦察和引导。这种缺乏协同的“单干”行为，极大地削弱了德国海军的整体作战效能，无数战机因此而错失。
现在，我们可以给“Z计划”做一个总结了。这个计划，从根本上说，是一场基于狂妄自信的战略误判。
首先，它严重脱离了德国的工业能力和希特勒的战争时间表。雷德尔和他的幕僚们，在勤勤恳恳地为一场计划在1945年才爆发的未来战争做准备，而他们的元首，却在1939年就迫不及待地点燃了战火。战争提前了整整六年，宏伟的“Z计划”才刚刚开了个头。
其次，建造巨型战舰耗费的巨量钢铁和资源，直接挤占了陆军坦克和潜艇部队的份额。这导致战争爆发时，邓尼茨梦寐以求的“狼群”也只是个雏形。
最后，与空军的制度性矛盾，使得这支尚未成型的水面舰队，注定将会在缺乏空中掩护和侦察的情况下，赤裸地面对拥有强大海空协同能力的敌人。
因此，“Z计划”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一个华丽而悲壮的幻想。它催生了一支在纸面上看起来很强大，但实际上结构失衡、体系不完整、且与即将到来的战争形态格格不入的舰队。
那么，当1939年9月战争的警报拉响时，德国海军的家底到底有多么“厚实”呢？宏伟的计划与骨感的现实之间的差距，简直令人触目惊心。Z计划的蓝图上，骄傲地规划了10艘超级战列舰，但现实是，德国海军一艘真正的战列舰都没有（俾斯麦号在1936年下水，但在8月才完成试航），仅有的主力舰是两艘更像是战列巡洋舰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计划中那4艘将要与英美航母一较高下的航空母舰，现实中的数量是一个冰冷的“零”，唯一的独苗“齐柏林伯爵”号，只是个停在港口里、永远等不来舰载机的空壳子。至于巡洋舰部队，计划中的15艘重巡洋舰和22艘轻巡洋舰，在战争爆发时，分别只有8艘（这还包括了3艘“袖珍战列舰”）和6艘堪用。
最讽刺的是，就连后来被证明是德国海军最致命武器的U型潜艇，其状况也同样可怜。Z计划的目标是拥有近250艘潜艇，而邓尼茨在1939年9月，手中能指挥的U艇总共只有57艘。更糟糕的是，这57艘里，真正能够进入大西洋执行“吨位战”的远洋型潜艇，仅仅22艘。用区区22艘潜艇，去对抗整个大英帝国的海上生命线，这已经不是大胆，而是绝望了。
用这样一支规模有限、结构失衡的舰队，去投入一场它并未准备好的全面战争，其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写好了。而这所有悲剧的缩影，都将集中在Z计划最璀璨、最骄傲的一颗明珠上——“俾斯麦”号战列舰。
“俾斯麦”号战列舰，是“Z计划”幻想的巅峰之作，是德意志第三帝国技术与工业实力的终极象征。它标准排水量超过4万吨，装备着8门令人生畏的380毫米主炮，航速高达30节，其设计之精良、火力之强大、防护之坚固，在当时堪称世界第一。在德国人的心中，它不仅仅是一艘战舰，它是德意志民族骄傲的化身，是一座浮动的、不可摧毁的海上堡垒。
然而，就是这样一艘被寄予厚望的超级战舰，它的首次作战任务，也是它最后一次作战任务——“莱茵演习行动”，却以一种高度浓缩的形式，预演了德国水面舰队的全部悲剧。它的生命，从出航到沉没，不过短短十天。
行动的目标，是经典的德国海军破交战术：由“俾斯麦”号和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组成编队，突破盟军在丹麦海峡的封锁线，像幽灵一样闯入广阔的大西洋，猎杀盟军那些缺乏保护的护航船队。
但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祥之兆。雷德尔元帅最初的设想，是一个强大的战列舰编队，由“俾斯麦”号和它的姊妹舰“提尔皮茨”号，再加上经验丰富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战列巡洋舰，四艘主力舰一同出击。这样一个编队，足以在大西洋上掀起一场毁灭性的风暴。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提尔皮茨”号尚未完成训练，“沙恩霍斯特”号在维修，“格奈森瑙”号则在空袭中被重创。最终，浩浩荡荡的无敌舰队，缩水成了仅有“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两艘战舰的孤军。
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京特·吕特晏斯海军上将。这是一位在海军服役多年的老将，经验丰富，但性格却异常悲观谨慎。他似乎从一开始就预感到了这次行动的结局。在出航前，他私下向一位同僚坦承，以德国海军和英国海军悬殊的实力对比，这次行动生还的希望极为渺茫，很可能是一次有去无回的自杀之旅。
这种宿命论的悲观情绪，似乎从一开始就笼罩着整个行动，并深刻地影响了吕特晏斯的决策。
第一个关键性的失误，发生在挪威的卑尔根港。编队在这里短暂停留，“欧根亲王”号补充了燃油。但吕特晏斯上将，或许是为了赶时间，或许是过于自信，他取消了为“俾斯麦”号加满最后2000吨燃油的计划。这2000吨燃油，在当时看来似乎无足轻重，但正是这个决定，为几天后“俾斯麦”号的燃油危机，埋下了一颗致命的定时炸弹。
1941年5月24日凌晨，在格陵兰岛和冰岛之间的丹麦海峡，冰冷的晨雾中，“俾斯麦”号编队与前来拦截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狭路相逢。
来的，是英国人的骄傲——“胡德”号战列巡洋舰，以及当时最新锐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
“胡德”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是皇家海军的象征，在英国人民心中有着女神般的地位。然而，它华丽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缺陷：作为一战时期设计的战列巡洋舰，它的水平装甲异常薄弱，根本无法抵御现代大口径炮弹的垂直攻击。
海战爆发之初，吕特晏斯再次展现了他那过度的谨慎。他严格遵守着作战命令中“避免与同等级的敌方主力舰进行不必要的交战”这一条款，一度犹豫是否还击。直到“俾斯麦”号的舰长，恩斯特·林德曼上校再也按捺不住，焦急地质问：“难道您要让我的战舰在我的指挥下，从敌人的炮火下溜走吗？”吕特晏斯这才下令开火。
战斗过程短暂得令人窒息。“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精准的炮火，很快就对英舰形成了跨射。开战仅仅几分钟后，“俾斯麦”号的第五轮齐射，一枚重达800公斤的380毫米穿甲弹，以一个完美的抛物线，划破长空，如死神的手指般，精准地命中了“胡德”号的后部主弹药库。
一声人类历史上都罕见的巨响传来，约112吨的线状无烟火药被瞬间引爆。一道冲天的火光和浓烟柱，将“胡德”号巨大的船体撕成了两截。这艘大英帝国的骄傲，在短短8分钟内，就带着它1419名官兵中的1416人（仅3人生还），迅速沉入了丹麦海峡冰冷的海底。
这是一次战术上辉煌到极点的胜利。它震惊了整个世界。
然而，胜利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致命的代价也随之而来。“威尔士亲王”号在撤退前，也拼死打出了几发炮弹，其中三发击中了“俾斯麦”号。最致命的一发，击中了舰艏水线以下的位置。它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但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导致海水不断涌入，更污染了前部的几个燃料舱，使其无法再使用。
此时，吕特晏斯海军上将，面临着他军旅生涯中最关键的一个抉择。
“俾斯麦”号的林德曼舰长，此刻正沉浸在击沉“胡德”号的巨大兴奋中。他激动地力主，应该立刻追击并击沉那艘已经遭到重创、主炮塔还出现故障的“威尔士亲王”号。从战术上看，这完全是可行的。
但吕特晏斯再一次被他那刻板的、出发前背得滚瓜烂熟的命令所束缚。他拒绝了林德曼的请求，理由是：我们的任务是攻击商船，不是和战舰决斗。这个决定，后来引发了无穷的争论。如果他当时听从了林德曼的建议，或许历史将会改写。但历史没有如果。
这个决定，加上舰艏的伤势和不断泄漏的燃油，迫使吕特晏斯不得不痛苦地宣布：放弃原定的闯入大西洋的破交任务，转向德占法国的圣纳泽尔港进行维修。
从这一刻起，“俾斯麦”号的命运，发生了180度的逆转。它从一个令人胆寒的猎手，变成了一只被整个大英帝国追杀的、受伤的猎物。
“胡德”号的沉没，深深刺痛了英国人。首相丘吉尔亲自下达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击沉俾斯麦号！”的死命令。整个皇家海军都被动员了起来，从本土舰队到地中海的h舰队，所有能动弹的军舰，都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从四面八方向“俾斯麦”号的预估位置扑来。一场海军史上规模空前的海上大追捕，就此展开。
在逃亡的路上，吕特晏斯犯下了他的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一个错误。在一次成功的机动中，“俾斯麦”号暂时摆脱了英军的雷达跟踪。但吕特晏斯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行踪一直被英军那神乎其神的先进雷达所掌握着，根本无从遁形。基于这个错误的判断，他认为既然对方一直知道我在哪，那保持无线电静默也就没有意义了。于是，他向德国海军总部发出了一封长达30分钟的、详细描述丹麦海峡之战和自身状况的无线电报。
他不知道，此时的英军早已跟丢了他，正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大西洋上乱转。这封长电报，如同黑夜中的灯塔，瞬间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英国人立刻截获并对电报进行了三角定位，一度失去目标的追击舰队，重新锁定了“俾斯麦”号的准确方位。
最后的、也是最富戏剧性的一击，来自一群看似最不堪一击的对手——从“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剑鱼”式双翼鱼雷攻击机。
这些老式的、用帆布蒙皮、看起来像是一战古董的飞机，被德国水兵戏称为“弦线包”。在1941年5月26日傍晚的狂风巨浪中，这群“老古董”摇摇晃晃地起飞，在恶劣到极点的海况下，对“俾斯麦”号发动了近乎绝望的攻击。
“俾斯麦”号强大的防空火力网，在海面上织出了一片火网。然而，命运，或者说概率，在此时开了一个最残酷的玩笑。
在无数次规避后，一枚“剑鱼”投下的鱼雷，以百万分之一的概率，不偏不倚地命中了“俾斯麦”号最为脆弱的舰艉。它没有击沉战舰，却造成了比击沉更糟糕的后果——它精准地摧毁了舰艉的舵机系统，将左舵死死地卡在了12度的转向位置上。
这艘价值连城的巨舰，这头威风凛凛的钢铁猛兽，瞬间变成了一头在原地不停打转的、无助的困兽。它失去了航向控制，失去了速度，只能在北大西洋的狂风恶浪中，无助地画着圈，等待着末日的降临。
1941年5月27日清晨，“俾斯麦”号迎来了它的最后一战。英国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和“罗德尼”号，以及数艘巡洋舰，将它团团围住。这已经不是一场海战，而是一场处决。
在英舰毫无悬念的轮番炮击下，“俾斯麦”号很快变成了一座燃烧的、扭曲的钢铁残骸。它的主炮塔在一座接一座地被摧毁后，彻底失去了还手的能力。根据幸存的第四炮术军官布卡德·冯·米伦海姆-雷希贝格男爵后来的回忆，在最后的时刻，为了避免这艘帝国海军的骄傲被敌人俘获，副舰长汉斯·厄尔斯下达了最后的命令：打开通海阀，引爆预设的炸药，执行自沉程序。
上午10时40分，“俾斯麦”号，这艘仅仅服役了8个月的战舰，带着它不倒的战旗和2200多名船员中的绝大部分，缓缓地向左倾覆，最终从海平面上永远地消失了。
“俾斯麦”号的沉没，不仅仅是一艘战舰的损失。它用一种极其惨烈和直白的方式，向柏林海军总部的雷德尔元帅和所有“Z计划”的信徒们，宣告了他们那个宏伟水面舰队梦想的彻底破产。
这次短暂的远征以最残酷的方式证明：在没有制空权、面对数量占绝对优势且拥有航空母舰的敌人时，再强大、再先进的单一水面战舰，也无法在广阔的大西洋上生存。它的沉没，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那些沉浸在“大舰巨炮”旧梦中的德国海军将领。
从此以后，德国海军的战略重心，不可逆转地，也是无奈地，转向了那个一直被忽视、被排挤的角落——转向了邓尼茨和他的U型潜艇。大西洋上的战斗，将以一种更阴冷、更漫长、也更残酷的方式，继续下去。巨兽的时代结束了，狼群的时代，正式来临。
不过德国的水面舰艇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俾斯麦”号还有一艘姊妹舰“提尔皮茨”号，那它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