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咱们说到，在众多科学家游说之下，罗斯福总统拍板，启动了那个叫“曼哈顿计划”的绝密项目，就是要赶在纳粹德国前头，把原子弹这个“大杀器”给造出来。
为了彻底干掉日本，美军司令部里，一群高级将领正围着沙盘，日夜不停地捣鼓一个名叫“没落行动”的计划。这名字听着就挺不吉利，而计划的内容，更是让人后背发凉。
简单说，“没落行动”就是俩字：登陆。直接派大军冲上日本本土，跟日本人面对面地干。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就在不久前，美军在冲绳岛打了一仗，那叫一个惨烈。小小的冲绳，美军伤亡了七万多人，日本人更狠，除了十多万军队，还有差不多十万老百姓也跟着送了命。那场仗，让美国人彻底见识了日本人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劲头，连老百姓都拿着竹竿、菜刀往上冲。
冲绳都打成这样，要是真冲上日本本土，那得死多少人？当时的美国战争部算了笔账，结果吓了所有人一跳：美军的伤亡，可能会飙到一百万！这样的伤亡是美军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所以，这个“没落行动”虽然在计划，但谁都不想真去执行。整个计划分两步走，连行动代号都起好了。
第一阶段，叫“奥林匹克行动”，定在1945年11月1号。目标是日本最南边的大岛——九州。美军的算盘是，先从九州南边的三个地方——宫崎、盐屋湾和鹿儿岛湾——同时登陆，像一把大钳子，先把南九州给夹住。这几个地方地势平，跟大平原似的，抢下来就能立刻修机场。到时候，成百上千的b-29轰炸机就能从这儿起飞，直接给第二阶段的行动当“空中炮台”。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就是那个叼着玉米斗烟斗，总戴着墨镜的酷老头。海军那边，由尼米兹上将负责支援。美军准备砸进去14个师的兵力，很多都是刚从欧洲战场拉回来的老兵油子，战斗经验丰富得很。
第二阶段，叫“加冕行动”，计划在1946年3月1号发动。这一仗的目标，就是直捣黄龙，拿下日本的首都——东京。美军计划在东京南边的相模湾和东边的九十九里滨海滩登陆，从几个方向一起往里捅，把整个东京给包了饺子。为了这一票，美军准备了25个师的超级大军，除了美国兵，还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英联邦国家的部队。这规模有多大？这么说吧，比历史上最有名的诺曼底登陆，还要大好几倍。这完全就是要用人山人海，一锤子把日本砸晕，彻底结束战争。
整个“没落行动”要是真打起来，美军陆海空三军加海军陆战队，动员的总人数能接近500万。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新墨西哥州沙漠里的一声巨响，给了美国人一个新的选择。一个能避免百万伤亡，但却更加恐怖、更加残忍的选择。
那个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里炸响的“小玩意儿”，就是原子弹。当它的威力报告送到白宫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战争的天平，要变了。
为了让这个“小玩意儿”发挥出最大的效果，1945年4月底，一个特别的“目标委员会”悄悄成立了。这个委员会里的人，有穿着笔挺军装的将军，也有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他们的任务，听着简单，其实冷酷得吓人：给原子弹，挑一个“倒霉蛋”城市。
这可不是在地图上随手一指那么简单。委员会定下了一套非常严格的“死亡标准”，那真是把军事、心理、科学算计到了骨子里。
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心理冲击力。 目标必须是个大城市，是那种在全日本都有名气的地方。把它从地图上抹掉，才能给所有日本人心里来一次“大地震”，让他们从骨子里感到害怕，彻底瓦解他们抵抗的念头。这次轰炸，必须是一场“足够壮观”的表演，要让日本天皇到平民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曼哈顿计划的科学总监，大名鼎鼎的奥本海默，就明确反对搞什么不伤人的“警告性”演示。他觉得，在无人区炸一颗，日本人顶多觉得你放了个大炮仗，根本没用。唯一的办法，就是炸一个“由建筑构成的真实目标”，用血淋淋的现实，来传递信息。
第二条：军事价值。 这城市不能光是人多，还得有军事和工业上的重要性。比如，它是重要的军事指挥部、海军港口，或者是有很多兵工厂的地方。这样炸了它，美国可以说，我炸的是军事目标，不是滥杀无辜，在道义上能站得住脚。
第三条：评估效果。 为了能准确地看出原子弹到底有多牛，这个目标城市最好是“一张白纸”，也就是之前没怎么被常规炸弹轰炸过。这样，炸完之后，残骸就是原子弹威力的最直接、最纯粹的证据。这一点，其实跟当时负责对日战略轰炸的柯蒂斯·李梅将军有点冲突。李梅外号“冷战之鹰”，是个狠人，他的计划是开着b-29，用燃烧弹把日本所有大城市挨个“火化”一遍。所以目标委员会得赶紧下手，抢在李梅之前，找个“干净”的城市。
第四条：物理特征。 城市的地形和建筑也很关键。委员会的要求是，市中心得有个直径至少一英里（大约1.6公里）的密集建成区，而且房子最好是日本人最常见的那种木头结构。为啥？因为木头房子不禁烧，冲击波一过，火一点，整个城市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这样从飞机上拍下来的照片，视觉效果才够震撼。甚至连地形都考虑进去了，比如广岛，它被群山环绕，像个大碗，委员会的科学家就分析，这种地形可能会“产生聚焦效应”，把爆炸的威力圈在城里，破坏力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第五条：后勤可行性。 目标必须在b-29轰炸机的航程之内。当时的b-29是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天宁岛起飞，来回一趟也不容易。而且，投弹需要飞行员用肉眼瞄准，所以天气至关重要，必须得是个大晴天。为了保险起见，每次任务都得定一个主目标，再加两个备用目标，万一主目标上空有云，就得换地方。
按照这五条“死亡标准”，一份候选名单很快就出炉了，上面有五个名字：京都、广岛、横滨、小仓、新泻。
在这份名单里，排在第一位的，是京都。
京都，日本的千年古都，不仅人口多，工业也发达，更重要的是，它被看作是日本的“知识和文化中心”。委员会那帮人的想法很奇特，他们觉得，京都的居民文化水平高，都是知识分子，这些人更能“领会这种新式武器的深刻意义”，从而把恐惧感传播得更广。
然而，就是京都这个选择，引发了一场高层内部的激烈争论，甚至可以说，这场争论的结果，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的世界格局。
站出来反对的，是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一个叫亨利·史汀生的白发老人。关于他为啥要保京都，坊间流传着一个很浪漫的说法，说史汀生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他的新婚妻子在京都度过蜜月，那里的古寺、庭院、樱花给他留下了太美好的回忆，他不忍心亲手毁掉它。
这个故事听着很有人情味，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故事更复杂，也更冷酷。史汀生确实反对，但他真正的理由，可不是什么蜜月情结，而是一种深远的战略眼光。他直接找到了杜鲁门总统，力陈自己的观点。他告诉总统，京都是“日本艺术和文化的圣殿”，是日本民族的精神象征。如果把这座城市炸了，就等于把日本人的精神支柱给敲碎了。这会在日本人民心中种下一颗永远无法拔除的仇恨种子，让他们世世代代都恨美国。
史汀生想得更远。战争总会结束，美国最终要占领和重建日本。如果把日本的文化心脏都给毁了，战后的和解还怎么搞？占领还怎么顺利进行？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巨大威胁——苏联。他明白，在未来与苏联的全球博弈中，美国需要一个稳定、亲美、而不是充满仇恨的日本作为亚洲的盟友。为了眼前的胜利，去破坏美国在亚洲长远的战略布局，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史汀生的这种地缘政治远见，最终说服了杜鲁门。总统亲自拍板，用红笔把“京都”从死亡名单上划掉了。
这一划，保住了一座千年古都，也改变了另一座城市的命运。为了填补京都空出来的位置，长崎被加进了名单。
最终，第一次原子弹任务的正式目标清单定了下来：主目标广岛，备用目标小仓和新泻。
这场关于京都的争论，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美国高层战略思维里的一种内在矛盾。一边，是以李梅为代表的军方，他们追求的是最直接、最恐怖的破坏力，要用最短的时间，最血腥的方式，把日本打趴下。另一边，是以史汀生为代表的政治家，他们已经把眼光投向了战后的世界，思考着如何建立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全球新秩序。
史汀生的远见，阻止了一项可能会在美日关系中留下永久伤疤的行动。它也告诉我们，即使在追求“无条件投降”这种看似绝对的目标时，一些为了美国未来利益而设定的隐性“条件”，其实早已被悄悄地摆在了桌面上。
1945年8月6日，天刚蒙蒙亮。一架银色的b-29超级堡垒轰炸机，机身上涂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埃诺拉·盖伊号”，孤独地划破了太平洋上空的宁静。它的肚子里，装着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
它的目标，是广岛。
广岛，一座有七条河流穿城而过的美丽城市，因此也被称为“七川之城”。它之所以被选为头号目标，原因很简单：第一，那天广岛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能见度高得不像话，简直是为投弹量身定做的；第二，它的军事价值太重要了。这里是负责保卫整个南日本的第二总军司令部所在地，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海军港口和工业中心。最关键的是，它之前没怎么挨过炸，还是一张“干净”的白纸。
当地时间上午8点15分。
“埃诺拉·盖伊号”的投弹舱门打开，一个外形像个拉长了的大铁南瓜的炸弹，代号“小男孩”，掉了下去。
43秒后，在广岛市中心相生桥上空大约600米的高度，“小男孩”被引爆了。
那一瞬间，仿佛天上有第二个太阳炸开了。一道比太阳亮一万倍的闪光，吞噬了整座城市。爆炸中心点的地面温度，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飙升到了7000摄氏度，比太阳表面还热。紧接着，是速度超过音速的冲击波，像一堵无形的巨墙，横扫了一切。
距离爆炸中心半英里内的人，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声，就在超高温中瞬间“蒸发”了，只在地面和墙壁上留下一个个淡淡的黑影。成千上万的生命，就在那么一刹那，化为了灰烬。一座繁华的城市，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燃烧的地狱。
消息，像断了线的电波，断断续续地传到了东京。日本最高层的反应，先是死一般的沉默，然后是巨大的困惑。
陆军那帮头头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否认和轻视。他们对外务省通报说，根据初步报告，这好像就是一种威力比较大的常规炸弹，没什么了不起的，绝对不是美国人吹嘘的什么原子弹。他们一边下令派人去广岛调查，一边拼命地想把这事儿的影响往下压。这种反应，其实挺有意思的。它暴露了日本军方的一种心理：他们打心底里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世界上出现了一种能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整个战略体系（比如“本土决战”）瞬间变得像个笑话一样的新武器。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抗拒。
然而，这颗原子弹，就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也就是所谓的“六巨头”）这个小池塘里，瞬间就砸出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主张和平的“主和派”代表，是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当他通过美国电台，亲耳听到杜鲁门总统宣布对广岛投下原子弹的声明后，他立刻就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他激动地对内阁成员说，这颗炸弹，给了日本一个结束战争的台阶，一个决定性的理由！我们应该立刻接受盟国在《波茨坦公告》里提出的投降条件。
但“主战派”可不这么想。他们的领头人，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一个典型的日本武士。他们铁了心，拒绝被一颗炸弹吓倒。他们坚持说，必须等我们自己的调查结果出来，谁也别想现在就谈投降的事！这帮人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地扎着武士道精神和那个疯狂的“本土决战”信念。他们觉得，就算打不过，也得在日本本土跟美国人拼最后一场，用日本人的血，给美军造成山一样的伤亡，这样才能逼着美国人给出一个比“无条件投降”更好的和平条件。
就在两派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皇宫深处，那个被日本人奉为神明的天皇，也开始坐不住了。
8月8日，外相东乡茂德进宫面见裕仁天皇。这位一直活在云端里的天皇，此时也忧心忡忡。他听完东乡的汇报后，罕见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种新式武器的出现，让继续战争变得已经没有可能了。当务之急，是尽早结束战争。” 他甚至授权东乡，可以去和盟国谈保留天皇制度的条件，只要这事儿不耽误战争的结束。
这次会面，非常关键。它等于说，天皇已经悄悄地站到了主和派这边，为接下来摊牌的御前会议，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广岛的蘑菇云，并没有像美国人希望的那样，让日本立刻跪地求饶。陆军的反应是典型的三部曲：淡化、调查、拖延。但是，这颗原子弹的真正威力，在政治层面上显现了出来。它成了一件强有力的“政治武器”，被交到了主和派的手里。
它给了东乡茂德和当时的老好人首相铃木贯太郎一个完美的理由——一个后来被很多人称为“天赐良机”的理由——来推动投降。有了这个理由，他们再提投降，就不会显得是自己胆小怕事或者卖国，而是因为敌人用了“非人道的残忍武器”，我们是为了保全日本民族，才不得不做的痛苦选择。
它巧妙地把争论的焦点，从“日本还能不能打下去”，转移到了“面对这种可能导致文明毁灭的武器时，日本还应不应该打下去”。
所以说，原子弹的第一个直接效果，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它没有直接摧毁日本的军队，但它武装了在日本政府这个僵局中，动弹不得的鸽派。
就在东京的政客们为了一颗原子弹吵翻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另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日本的北方，悄悄地酝酿。
1945年那个夏天，决定日本命运的，不光是太平洋上的美国海军，还有远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一个格鲁吉亚人——约瑟夫·斯大林。
1945年8月6日，广岛升起的那朵蘑菇云，不仅把东京炸懵了，也给莫斯科的斯大林发去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斯大林虽然早就通过他强大的间谍网络，知道了美国在搞原子弹（曼哈顿计划里都有他的间谍），但当他确认美国人真的用了，而且威力如此惊人时，他立刻就把这次轰炸，解读成了一次冲着他来的“原子外交”。他明白，美国人这是在向他示威：瞧见没？我们现在有“超级武器”了，我们可以在你苏联红军还没来得及动手、还没来得及上来分蛋糕之前，就一脚把战争的大门给踹上，自己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拿走。
广岛的原子弹，成了斯大林加速行动的发令枪。
他原本的计划，是在8月15号左右发动进攻，时间上正好兑现雅尔塔的承诺。但现在，他必须立刻行动！他必须抢在美国用原子弹把日本彻底砸趴下之前，冲进中国东北，把雅尔塔会议上答应给他的那些东西，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开始了。
就在广岛被炸整整两天后，东京时间8月9日的午夜，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紧急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冷冷地向他宣读了宣战书。那份曾经被日本视为救命稻草的《苏日中立条约》，被斯大林当成废纸一样，撕得粉碎。
美国的原子弹决策，和苏联的入侵决策，就像两个咬合在一起的齿轮，形成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反馈闭环”。对美国来说，急着扔原子弹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想快点结束战争，好限制苏联在战后亚洲的扩张。而对苏联来说，美国扔了原子弹，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告诉他抢好处的机会窗口正在飞速关闭。
斯大林决定出兵，根本不是为了履行什么狗屁承诺，而是一场赤裸裸的、狂热的战略冲刺。他的目的，就是在美国家门口把日本的投降仪式办了、把远东的未来格局定下来之前，抢先一脚插进去，分一杯羹。
所以说，1945年8月6号到9号发生的这些事，不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场大戏，更是未来几十年太平洋地区冷战的序曲。而可悲的日本，正好就处在这场新博弈的棋盘中心。
8月9日凌晨，东京。日本的“六巨头”们还在会议室里，为广岛的事吵得脸红脖子粗。就在这时，一个比原子弹本身更让他们绝望的消息，从北方传来。
一百多万苏联红军，在成千上万辆坦克的引领下，兵分三路，像决堤的洪水一样，越过中苏边境，涌进了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满洲。
曾经被日本吹嘘为“皇军之花”的关东军，此时已经是个空架子了。精锐部队早就被抽调回日本本土，准备“本土决战”去了，留在东北的，大多是些老弱病残和新兵蛋子。这支空心部队，在苏联的钢铁洪流面前，简直不堪一击，用当时一个观察家的话说，就是“像热刀子切黄油一样”，迅速崩溃了。
苏联的这次进攻，对日本来说，是战略上的致命一击。
它瞬间就摧毁了日本主战派最后的救命稻草——“本土决战”计划。这个计划有一个最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关东军能在中国大陆死死地拖住苏联人，这样日本才能集中全部力量，在本土迎击美军的登陆。现在，这个前提不存在了。苏联人的闪电进攻，不仅让这个设想化为泡影，也彻底斩断了日本想通过苏联进行外交调停的最后一点念想。
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苏联人的到来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当时的东北是伪满洲国时期，而苏军则是把伪满洲国当成敌国来看待。进入东北之后军纪极其败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绝对是苏联留下来的一笔血债。
就在日本高层被苏联的入侵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太平洋上空，第二次原子弹任务，正在上演一出充满戏剧性变数的大戏。
执行这次任务的，是另一架b-29，名叫“博克之车号”。它的首要目标，是小仓市，那里有日本最大的兵工厂之一。备用目标，才是长崎，一个有两座三菱军工厂的重要港口。
然而，这次任务从一开始就透着一股“倒霉”的气息。
先是一个油泵出了故障，导致飞机燃油消耗得特别快。然后，在预定的汇合点，又跟一架负责天气观测和拍照的支援飞机给飞丢了，白白浪费了宝贵的40分钟。而最要命的是，当“博克之车号”好不容易飞到小仓上空时，发现整个城市都被厚厚的云层和烟雾给盖住了。
这烟雾是哪来的？有记录说，可能是前一天晚上，美军轰炸了小仓旁边的八幡市，燃烧弹产生的大量浓烟，正好飘到了小仓上空。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是小仓当地的钢铁厂，为了躲避轰炸，自己故意放的烟。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些意外的烟雾，阴差阳错地救了小仓一命。
机长查尔斯·斯威尼少校，心里急得像着了火。他在小仓上空盘旋了三圈，油耗警示灯一直在闪，但就是找不到一丝云缝可以进行目视投弹。眼看燃油就要耗尽，连飞回基地的油都快不够了，斯威尼做出了一个改变了历史的决定：放弃小仓，飞向备用目标——长崎！
当“博克之车号”摇摇晃晃地飞到长崎上空时，老天爷似乎还在开玩笑，这里的云层依然很厚。斯威尼告诉投弹手克米特·比恩上尉，我们只够飞一趟，油只够一次投弹尝试，行不行就看这一把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比恩上尉突然在对讲机里大喊：“我看到了！云层裂开了一道缝！”他从云缝里，模模糊糊地看到了长崎的体育场和三菱工厂的轮廓。
“投弹！”
当地时间上午11点02分，代号“胖子”的第二颗原子弹，被投了下去。
这是一颗钚弹，比广岛那颗“小男孩”威力更大。但是，由于是在最后关头匆忙投下的，它偏离了预定的瞄准点，落在了长崎市北部的浦上山谷。山谷两侧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爆炸的威力，但仍然瞬间摧毁了那片工业区，夺走了大约4万人的生命。
长崎的悲剧，是历史偶然性的一个残酷注脚。小仓本是那个“倒霉蛋”，但一连串的天气、烟雾和机械故障，像一只无形的手，把命运的指针，拨向了长崎。
而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算计。在广岛被炸仅仅三天后，就火急火燎地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这本身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心理战和战略骗局。
事实上，当时美国人手里能用的原子弹，就这么两颗！第三颗，还得好几个星期才能准备好。美国军方如此迅速地进行连续打击，就是为了给日本领导层造成一种假象，让他们以为美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取之不尽的原子武器库，可以像流水线生产香肠一样生产原子弹。让他们相信，如果不投降，日本的城市就会一个接一个地，从地图上被抹掉。
这场可怕的骗局，精准地击中了日本内阁最脆弱的神经。这个“双重冲击”——北边，最后的陆军希望正在崩溃；南边，城市正被神秘的“超级武器”接二连三地摧毁——把日本逼到了最后的悬崖边上。
8月9日上午，东京首相官邸。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也就是“六巨头”会议，终于在一片愁云惨雾中召开了。
会议刚开到一半，一个秘书跌跌撞撞地跑进来，递上一张纸条：长崎，也被那种“新型炸弹”给炸了。
这一下，会场里死一般的寂静。日本的决策者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双重冲击”。他们最后的军事指望——关东军，正在冰天雪地里被苏联人追着打；他们的人民和城市，正在被似乎无穷无尽的原子武器一个接一个地摧毁。
然而，就算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会议，依然陷入了僵局。
“六巨头”，三比三，谁也说服不了谁。
主和派这边，是外相东乡茂德、首相铃木贯太郎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他们仨的意见很明确：别挣扎了，投降是唯一的出路，再打下去，日本就要亡国灭种了。
主战派那边，是陆相阿南惟几、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和海军军令部长丰田副武。这三位军方大佬，还是咬着牙不松口。他们还在那儿慷慨激昂地主张，要在日本本土，跟美国人打一场“光荣的”最后一战。阿南惟几甚至说，宁可让一亿国民“像美丽的樱花一样凋谢”，也绝不接受无条件投降！
他还提出了四个投降的条件：第一，必须保留国体（也就是保留天皇制度）；第二，解除武装的事，得由日本人自己来干；第三，战犯也得由日本人自己审判；第四，盟军不能占领日本本土。这条件，跟没说一样，盟国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
内阁会议，按照规定，必须全体一致才能做出决定。现在这三比三的局面，等于把整个日本政府给卡死了，动弹不得。
眼看着就要吵到天亮，白发苍苍的首相铃木贯太郎，做出了一个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举动。他站起来，向所有人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说：“既然我们无法达成一致，那就只能去请示陛下了。”
他请求召开御前会议，把这个烂摊子，交给天皇来亲自裁决。
8月9日深夜，到10日凌晨。地点，是皇宫地下的防空洞里，为了躲避随时可能来的空袭。御前会议，这个日本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在一种极其压抑和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了。
在那个被奉为“现世神”的裕仁天皇面前，主战派和主和派，又把各自的观点重复了一遍。陆相阿南惟几，说得声泪俱下，极力主张继续战斗，说帝国陆军还有一战之力。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反驳说，别吹了，我们拿什么打？国家已经没有能力保卫自己了，国内连老百姓吃的粮食都不够了！
时间大约到了凌晨2点，所有人都说完了，防空洞里一片死寂。首相铃木，慢慢地转向坐在帘子后面的裕仁天皇，用颤抖的声音请求他，做出最后的裁决。
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裕仁天皇，这个一直以来只是个象征性元首、从不干预政治的神，开口了。
他进行了第一次“圣断”。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沉痛，甚至有些疲惫。他说：“我听了各位的争论，但我自己的看法，和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是一样的。”
他接着说：“我不忍心再看到我的国民遭受这样的苦难。如果继续战争，不但会让我亿万臣民生灵涂炭，最终更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 他在讲话里，明确提到了敌人使用的“新型残忍炸弹”，承认这是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最后，他用一种近乎悲鸣的语调说，是时候“忍受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承受所不能承受的悲伤”了。他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向盟国投降。但他附加了一个条件，也是日本方面最后的底线：这个投降，不能损害“天皇作为主权统治者的大权”。
这第一次“圣断”，为什么如此重要？
因为日本当时的政府体制，在设计上就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它过分强调“共识”，导致在遇到像投降这种有巨大争议的决定时，整个系统就会失灵。尤其是军方，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是由现役军人担任的，他们如果不同意，就可以辞职，内阁就会垮台。这等于给了军方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苏联入侵和原子弹的双重打击，并没有带来共识，反而造成了一场深刻的危机，让正常的政治程序彻底瘫痪了。就像一辆车，司机们有的想左转，有的想右转，结果就是车子卡在路中间，哪儿也去不了。
这种瘫痪，逼得首相铃木，不得不去启动那个理论上拥有绝对权威，但实际上从没用过的“最终裁决者”——天皇。
裕仁的“圣断”，不是一个简单的二选一。他其实是启动了一个宪法和精神层面上的“安全阀”。他用自己的神圣地位，为投降这个“耻辱”的决定，提供了其他人无法提供的“政治掩护”。现在，内阁成员们可以对外说，我们不是自己想投降，我们是在“遵从圣意”，这样他们就不用为“卖国”承担个人责任了。
尤其是他特别提到了“原子弹”，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借口，一个可以将战败归咎于外在的、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而不是日本军方无能或者战略失败的理由。这为维护军部的面子，找到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当时的中立国瑞士，正式向美、英、中、苏四个盟国发出了电报，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但附加了那个“不损害天皇大权”的条件。
现在，皮球踢到了盟国这边。盟国的回应，主要由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主导起草。这个伯恩斯，是个精明的老牌政客，他深知日本这个条件的敏感性。于是，他起草了一份措辞极其巧妙，又刻意模糊的回复。
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伯恩斯照会”。它在8月12日，送到了东京。关于最关键的天皇地位问题，照会是这么写的：
“从投降时刻起，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应服从于盟军最高统帅……日本的最终政府形式，将……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来确定。”
看到没？这话说得，简直是外交语言的艺术。它没有直接回答“同意”还是“不同意”保留天皇，而是玩起了文字游戏。
这份模棱两可的照会，再一次把日本内阁，扔进了混乱的旋涡。
主战派的阿南惟几等人，看到这份照会肺都要气炸了。他们把这理解为是对日本条件的断然拒绝。什么叫“服从于”一个外国将军？这不就是把天皇当成傀儡吗？什么又叫“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来确定”？这不就是要搞全民公投，废除天皇制吗？这绝对不能接受！他们怒吼着，除非盟国给出明确的保证，否则日本必须战斗到底！
而主和派的东乡茂德等人，则长舒了一口气。他们认为，这份照会的潜台词，其实是默认了天皇的地位。只要天皇能合作，盟军就不会动他。这种措辞，已经是盟国能做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了，再抵抗下去，就真的什么都剩不下了。
从8月12日到14日，东京的上空充满了紧张的空气。内阁里吵成一锅粥，谁也说服不了谁。而美国人呢，也没闲着。他们派出了成群的b-29轰炸机，但这次没扔炸弹，而是撒下了数百万份传单。传单上，用日文印着日本政府的投降提议和盟国的回复。
这一招，太狠了。它等于把高层之间的秘密谈判，直接公之于众，捅给了日本老百姓。这一下，普通日本民众也知道了，原来政府已经在考虑投降了。这极大地削弱了主战派在国内的民意基础，让他们那种“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口号，显得更加苍白无力。
国家已经濒临军事政变和内部分裂的边缘。到了8月14日上午，实在没辙的首相铃木，只好再一次恳请天皇出面，召开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御前会议。
还是在那个阴暗的防空洞里。阿南惟几、梅津美治郎、丰田副武这三位军方大佬，又一次陈述了应该继续战争，或者至少要求盟国进一步澄清条件的理由。阿南惟几说得尤其激动，他说，如果现在投降，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灵将无法安息，帝国陆军还有最后一战的决心和力量！
所有人都说完了。裕仁天皇，进行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干预。
他平静地说：“我已经仔细听取了所有的不同意见，但我自己的看法，没有改变。”
他明确表示，他认为盟国的回复，是可以接受的。他再一次提到了国民正在遭受的巨大苦难，以及国家可能彻底沦为一片焦土的危险。
最后，他下达了命令：内阁必须立即起草接受盟国条款的诏书，并准备向全国广播，以结束战争。
这个决定，是最终的，不容再有任何异议的决定。
这几天的核心戏剧冲突，其实就围绕着一个概念：“国体”的维护。
对于美国这些西方盟国来说，“无条件投降”是写在《波茨坦公告》里的，是珍珠港事件后就定下的明确战争目标，没得商量。
而对于日本的领导层，特别是军方来说，“国体”——这个独特的、带有神圣光环的天皇政体——是绝对不能触碰的底线。它是日本民族认同感的核心，是他们精神世界的基石。
伯恩斯照会的“模糊性”，现在看来，是一次非常高超的外交手段。它既没有给日本主战派所要求的“明确保证”，让他们可以继续闹下去；也没有直接否定天皇的地位，从而把主和派逼到绝路。它留下了一个足够大的解释空间，让主和派和天皇本人，可以把它解读为“盟国已经默许了”，从而体面地走下台阶。
日本内阁内部这几天的所有冲突，说白了，就是一场围绕着如何解读这句含糊其辞的外交辞令的斗争。而最终，是天皇，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威，给这场争斗，画上了一个句号。
8月14日，当天皇做出最终的投降决定后，消息很快就在陆军省内部传开了。一群年轻的、思想狂热的少壮派参谋军官，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他们的领头人，是一个叫畑中健二的陆军少佐。在他们看来，投降，是对天皇、对国家、对所有阵亡将士的最大背叛。他们不能接受，也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一个疯狂的计划，在他们脑中形成：发动政变，阻止投降！
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第一步，率领部队占领皇宫（日语叫“宫城”），把天皇“保护”起来，隔绝他和主和派大臣们的联系；第二步，找到并销毁即将向全国广播的天皇投降演说的录音唱片；第三步，以“清君侧”的名义，鼓动驻扎在东京的东部军和全国所有部队起义，推翻现在的内-阁，继续和盟军战斗到底。
这个计划听着挺吓人，但要想成功，有一个关键人物的支持必不可少，那就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他是整个陆军中威望最高、权力最大的人，只要他点头，整个陆军都可能跟着动起来。
于是，畑中健二带着他的一帮同伙，三番五次地去恳求阿南，希望他能站出来，领导这场“救国”政变。
此时的阿南惟几，内心正经历着地狱般的煎熬。一方面，他从个人感情上，是坚决反对投降的，他甚至对这帮年轻军官的“爱国热情”感同身受，惺惺相惜。但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军人，服从天皇的命令，是刻在他骨子里的天职。天皇已经下达了“圣断”，他不能违抗。
这种忠君思想和个人信念的剧烈冲突，几乎把他撕裂了。最终，在反复的挣扎之后，他拒绝了畑中等人的请求。他没有明确支持政变。
这个决定，对叛乱的失败，是致命的。
但畑中健二这帮人，已经是铁了心，一条道要走到黑了。就算没有陆军大臣的支持，他们也要干！
8月14日深夜，政变开始了。畑中伪造了阿南惟几的命令，成功地说服了负责守卫皇宫的近卫师团的一个联队，跟着他们一起行动，占领了皇宫。
当时近卫师团的师团长，是一个叫森赳的中将。当他发现自己的部队被调动，并明白畑中等人的意图后，他严词拒绝加入叛乱。疯狂的畑中，竟然拔出枪，当场就把森赳师团长给打死了。
杀了长官之后，叛乱军官们冲进了皇宫，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疯狂地搜查。他们在找什么？他们在找两张黑胶唱片。
原来，为了确保广播顺利，天皇的投降演说在当天晚上已经提前录制好了，存在两张唱片上。叛乱军官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两张唱片找出来，毁掉它！
然而，皇宫里的宫内省职员们，早就料到可能会有这么一出。他们机智地把唱片藏了起来。关于藏在哪儿，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是藏在了一个装满了宫女换洗衣物的篮子里，偷偷地运出了皇宫。总之，叛乱军官们把皇宫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那两张关键的唱片。
天，渐渐亮了。政变，也开始走向失败。
驻扎在东京的东部军区，始终对天皇保持着忠诚。其司令官田中静一大将，在得知皇宫发生叛乱后，立刻调动部队包围了皇宫，并明确表示绝不加入叛乱。
得不到高层支持，又找不到录音唱片，畑中健二的叛乱，失去了所有的动力。他做了最后一次挣扎，带着几个人冲进了国家广播电台，想用武力抢占话筒，自己向全国发表讲话，但被电台的工作人员死死拦住，最终失败了。
到了天亮时分，这场短暂而混乱的政变，彻底失败了。畑中健二，在皇宫前的广场上，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8月15日拂晓，就在“宫城事件”的闹剧刚刚落幕时，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在他自己的官邸里，换上了一身洁白的军服，以最传统的方式——切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留下了一封简短的遗书，写着：“我以一死，来向天皇谢罪”。
这个“大罪”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没能带领日本打赢战争的战败之罪，还是指没能管束好部下、让他们发动了叛乱的失职之罪？后人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他的死，象征着日本军方那种顽固的、疯狂的抵抗意志，在精神层面上的彻底终结。
1945年8月15日，正午12点整。
全日本所有的收音机里，在播报员紧张地宣布“接下来，将有非常重要的玉音放送”之后，先是响起了一遍日本国歌《君之代》，然后，一个略带尖细、夹杂着杂音的声音，传了出来。
“朕深鉴世界大势与帝国现状、欲以非常措置收拾时局、兹告忠良尔臣民：”
“朕使帝国政府、对米、英、支、苏四国、旨通告受诺其共同宣言。”
“抑图帝国臣民康宁、偕万邦共荣之乐者、皇祖皇宗之遗范、而朕之所拳拳不措也。曩所以宣战米英二国、亦实庶几出乎帝国自存与东亚之安定。如排他国主权、侵领土者、固非朕志。然交战已阅四岁、朕陆海将兵之勇战、朕百僚有司之励精、朕一亿众庶之奉公、各不拘于尽最善、而战局必不好转、世界大势亦非利我。加之敌新使用残虐爆弹、频杀伤无辜、惨害所及、真至不可测。而尚继续交战、终非但招来我民族之灭亡、延可破却人类文明。如斯、朕何以保亿兆赤子、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哉。是朕所以使帝国政府至应共同宣言也。”
“朕对与帝国共终始协力于东亚解放诸盟邦、不得不表遗憾之意。致想帝国臣民、死于战阵、殉于职域、毙于非命者、及其遗族、五内为裂。且至负战伤、蒙灾祸、失家业者之厚生、朕之所深轸念也。惟今后帝国之受苦难、固非寻常、尔臣民之衷情、朕善知之。然朕时运所趋、堪难堪、忍难忍、欲以为万世开太平。”
“朕兹得护持国体、信倚忠良尔臣民之赤诚、常与尔臣民共在。若夫情之所激、滥滋事端、或如同胞排挤、互乱时局、为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者、朕最戒之。宜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总力于将来之建设、笃道义、巩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华、可期不后于世界之进运矣。尔臣民、其克体朕意！”
那一刻，整个日本，仿佛时间都静止了。无数日本人，无论是在工厂、在田间、还是在废墟中，都跪在地上，冲着皇宫的方向，默默地聆听。
这是日本普通民众，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到他们心目中“神”的声音。
但问题是，他们听不懂。
天皇的这篇演说，使用的语言是极其正式、古奥的宫廷日语，混杂了大量的汉字词汇（也就是所谓的“汉文训读体”），别说普通老百姓了，就连一些官员听着都费劲。
整个演讲中，天皇从头到尾，都没有用过“投降”或者“战败”这样的字眼。他只是拐弯抹角地说，日本决定通过“非常之措施”来“收拾时局”，并且决定“接受其联合宣言之条款”。
他还巧妙地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敌人使用了“新型残忍之炸弹”，如果再打下去，就会导致“我民族之灭亡”，甚至“人类文明之灭绝”。这么一说，投降反而成了一种为了拯救人类、开创“万世之太平”而做出的高尚牺牲。
广播结束后，很多日本人还是一脸茫然。直到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加以解释，人们才慢慢反应过来：啊，战争，结束了。我们，输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传出来，整个世界都沸腾了。从中国的陪都重庆到美国的华盛顿，从英国的伦敦到苏联的莫斯科，大街小巷全都被欢呼的人群给塞满了。在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一个兴奋的年轻水兵，看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女护士，上去抱住就亲，这个瞬间被摄影师阿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抓拍了下来，成了那张流传后世的经典照片——《胜利之吻》。
老百姓们欢庆胜利，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首先，投降不能只是口头说说，得有个正式的仪式。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到了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肩上。
紧接着，在日本国内，首相铃木贯太郎一看，自己这个“投降内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立刻宣布内阁总辞职。裕仁天皇赶紧任命自己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王，出任新首相，组建一个皇族内阁，好稳定国内的局势。
8月28日，第一批美军部队，在日本的土地上登陆。
9月2日，一个将被永远载入史册的日子。
地点，是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一场隆重的投降签字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
为啥要在战列舰上搞？这里面其实也牵扯到美国陆军和海军的明争暗斗。既然投降仪式由陆军的麦克阿瑟将军主持，那地点就得给海军一个面子，放到海军的军舰上。为啥是“密苏里号”？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他的老家就在密苏里州，这算是拍总统的马屁。
那天早上，东京湾里密密麻麻停满了盟国的各式军舰，蔚为壮观。尼米兹海军五星上将的将旗，在密苏里号的主桅杆上升起。同盟国各国的代表陆续登船。船上所有的美国官兵，都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准备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不过，他们穿的都是便装（常服），而且特意没系领带，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日本人的轻蔑。
不一会儿，麦克阿瑟也登上了密苏里号。于是，舰上又升起了一面陆军五星上将的旗子。一艘军舰上，同时飘扬着两面五星上将旗，这在美国海军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上午9点整，仪式正式开始。
一艘小艇，把11个垂头丧气的日本代表送到了密苏里号的舷梯下。为首的，是刚刚上任的外务大臣重光葵，和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
这个重光葵，早年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的爱国义士尹奉吉用炸弹炸断了一条腿，所以他得拄着拐杖，装个假肢。只见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燕尾服，戴着高高的礼帽，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异常艰难地爬上战舰的甲板。而梅津美治郎和他身后的几个军官，则故意穿着皱皱巴巴的军服，连军靴都没擦，一脸的不屑和顽固。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我们来这儿，是奉了天皇的命令，不是我们自己愿意投降的。
等他们站好后，军乐队奏响了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然后，麦克阿瑟才在一片闪光灯中，走上甲板。他身后站着一排同盟国的代表：代表美国的尼米兹海军上将、代表中国的徐永昌上将、代表英国的弗雷泽元帅、代表苏联的杰列维扬科中将……等等。
船上的水兵们，为了看清这个场面，把所有能站的地方都占满了，连密苏里号那巨大的主炮炮管上，都坐满了人。
经过简短的牧师祈祷后，麦克阿瑟走到麦克风前，发表了简短而有力的演说，然后宣布，命令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重光葵一瘸一拐地走到桌前，准备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签字。可他刚一坐下，手里的拐杖“啪”地一下掉在了地上。他弯腰去捡拐杖，手里的礼帽又不知道该放哪儿，掏钢笔的时候又一阵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收拾利索了，一抬头看投降书，又懵了，两份文件，厚厚的一叠，他不知道该在哪儿签字。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看不下去了，走过去，用手指着签字的地方，他才颤颤巍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下一个是梅津美治郎。这位陆军大佬，连看都没看投降书一眼，甚至都没坐下，就那么站着，草草地签了字。
日本人签完，就轮到战胜国代表签字了。
麦克阿瑟第一个坐下，代表盟军总司令签字。他一向喜欢出风头，怎么可能放过这么一个载入史册的表演机会。只见他不紧不慢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六支不同的派克钢笔。
然后，他开始签字，每支笔，就写几个字母。
签完后，他把第一支笔，送给了站在他身后的温莱特将军。这位将军在菲律宾被俘，在战俘营里被折磨了三年多，瘦得皮包骨头。第二支笔，送给了英国的帕西瓦尔将军，他也是在新加坡投降后，当了三年多的战俘。后面三支笔，分别送给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西点军校和美国海军学院。最后，一支粉红色的小钢笔，他装回口袋，说要留着送给他的夫人。
麦克阿瑟签完后，尼米兹、徐永昌等各国代表，依次上前签字。
结果，到加拿大代表科斯格列夫上校签字的时候，出了个小岔子。这位上校在一战的时候，瞎了一只眼睛，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一紧张，把自己的名字签到了下一行，签到了法国代表的位置上。这下可好，他后面的法国、荷兰、新西兰代表，一看他签错了，也只能将错就错，跟着他一起往下串行签了。
旁边的重光葵一看，赶紧跟麦克阿瑟说：“将军，这不行啊！这么重要的历史文件，怎么能签串行了呢？要不，咱们改天重签吧？”
麦克阿瑟摆了摆手，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儿，小问题。回头我让萨瑟兰给你们划个线，批注一下就行了。”
就这样，这份带着点小瑕疵，但却无比重要的投降书，一式两份，一份被保存在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另一份，则被收藏在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史料馆里。直到今天，如果你去看原件，还能看到科斯格列夫上校签串行的笔迹。
签字仪式结束一周后，9月9日，在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原中央军校的大礼堂里，由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主持，举行了中国战区日军的投降仪式。日本在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何应钦在仪式后发表演讲，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启新纪元。”
接下来的几天里，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越南、在泰国……在所有被日本侵略过的土地上，残余的日军，纷纷向盟军放下了武器。
从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算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历时整整6年零1天之后，终于，正式宣告结束了。
当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场苦难，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整整14年的浴血奋战，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和平的曙光，终于降临。但是，战争的结束，不代表一切的终结。对法西斯罪行的清算，才刚刚开始。
下一回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去看看对纳粹德国的纽伦堡大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