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俊彦识真龙，仗策河北建首功。
平河东收千仓粟，佐光武复九州同。
帷幄谋深压众将，云台名首冠群公。
莫道开国唯骁勇，千古谁及邓仲华。
列位，这一章要讲的，是被列为“云台二十八将”的首位的邓禹，邓仲华。
话说西汉自武帝之后，历经昭、宣二帝的短暂中兴，到了元、成、哀、平四朝，国力已是江河日下。外戚专权成了难治的顽疾，王氏家族把持朝政，到了王莽这一代，更是直接撕下“辅政”的面具，篡汉自立，改国号为“新”。这位王莽，自小熟读儒家典籍，满脑子都是“复古改制”的理想，可偏偏缺乏治国的实操能力——他上台后推出的一系列政策，看似利民，实则成了祸民的根源。
先说币制改革，短短几年间，王莽先后推出“刀币”“布币”“五铢钱”等十余种货币，且新旧货币兑换比例混乱，百姓手里的旧钱一夜之间变成废纸，不少商人家产散尽，只能沿街乞讨。再看土地政策，他下令将天下私田收归“王田”，按人头重新分配，可执行起来却成了豪强掠夺小民土地的工具——地方官与豪强勾结，把贫瘠的荒地分给百姓，肥沃的良田却据为己有，无数农户失去生计，只能背井离乡，沦为流民。更糟糕的是，新朝初年，天灾接连不断：关东地区先是大旱，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接着又闹蝗灾，飞蝗过处，连树皮都被啃得一干二净；南方则洪水泛滥，长江、淮河决堤，淹没了无数村庄，百姓只能躲在高地，以草根、观音土充饥。
这般天灾人祸叠加，天下百姓再也无法忍受。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绿林山率先爆发起义，王匡、王凤率领流民反抗官府，因义军多藏于绿林山中，故号“绿林军”；地皇二年（公元19年），青州、徐州一带又兴起“赤眉军”，首领樊崇为了区分义军与官军，让部众都把眉毛染成红色，这支队伍专打官府粮仓，开仓放粮赈济百姓，很快就聚集了数十万之众。除了这两支大军，各地豪强也纷纷拥兵自重：陇西的隗嚣占据天水，巴蜀的公孙述称帝建号，淮南的李宪割据一方——昔日一统的汉家天下，转眼就被切割成数十块，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汉家四百年的基业，眼看就要在这场乱世中灰飞烟灭。
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一位皇族子弟，正悄然积蓄着力量，他便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南阳蔡阳人刘秀。刘秀的祖上虽为诸侯王，可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只做了个南顿县令，且父亲早逝，刘秀自幼便跟着叔父刘良生活，日子过得与普通农户相差无几。他早年性子温和，甚至有些木讷，不像兄长刘演那般慷慨激昂、好结交豪杰，反而喜欢下地种田，还曾凑钱去长安太学求学，整日抱着《尚书》啃读，同窗们都笑他“没出息，只会种庄稼、读死书”。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庸”的人，日后会成为收拾残局、重建汉朝的光武帝。
而最早看出刘秀“潜龙本质”的，便是邓禹。邓禹出身南阳新野的书香门第，父亲邓训虽未做官，却以学识和品行闻名乡里。邓禹自小就显露出过人的聪慧，三岁识千字，五岁能背《论语》，十三岁时已将《诗经》读得滚瓜烂熟，当地乡邻都称他为“邓神童”。为了让他有更大的出息，父亲在他十四岁那年，变卖了部分家产，送他去长安太学深造——也就是在这里，邓禹与刘秀相遇，开启了两人一生的君臣缘分。
当时刘秀在太学里并不起眼，他穿着粗布衣衫，说话轻声细语，上课从不主动发言，下课了也不跟同窗们喝酒玩乐，要么去书市淘旧书，要么就待在宿舍里整理笔记。可邓禹却偏偏注意到了这个“不起眼”的同乡，他常常主动找刘秀聊天，从经书义理聊到天下大势，从家乡风物聊到民生疾苦。在一次次交谈中，邓禹发现刘秀看似温和，实则胸有丘壑：聊到经书时，刘秀不只会死记硬背，还能结合时政提出自己的见解，比如谈及《尚书》中的“民为邦本”，他会感叹“如今百姓流离，君王若不知恤民，亡国不远矣”；聊到天下大势时，刘秀虽不直言反莽，却能精准指出王莽政策的弊端，比如分析币制改革时，他说“货币者，流通之物也，频繁改易，犹如断江河之流，百姓安能不困”。
更让邓禹心生敬佩的，是刘秀的品性。有一次，太学里一位同窗家中遭灾，没钱缴纳学费，眼看就要被逐出太学，刘秀得知后，悄悄把自己省下的生活费送给了这位同窗，还叮嘱他“莫要声张，只当是借你的”；还有一次，同窗们结伴去郊外游玩，遇到流民乞讨，其他人都避之不及，唯有刘秀停下脚步，把随身携带的干粮全部分给流民。这些情事，让邓禹越发坚信：刘秀绝非池中之物，他有仁德之心，有洞察时局的眼光，更有隐忍待发的定力——这样的人，一旦遇到时机，必能成就一番大业。从那以后，邓禹便把刘秀当作“明主”看待，平日里常与他探讨治国用兵之道，暗地里也开始留意天下人才，想着将来能辅佐刘秀成就大事。
时光荏苒，太学的日子转瞬即逝，邓禹因学业优异，本可留在长安谋个小官，可他见王莽统治日益混乱，知道天下即将大乱，便婉拒了官府的征召，回到南阳老家，一边继续苦读，一边观察时局变化。而刘秀则回到了家乡蔡阳，一边种田，一边帮着叔父打理家事。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演在南阳拉起“舂陵军”，正式起兵反莽。这支队伍起初只有几千人，大多是南阳的宗室子弟和农户，装备简陋，连战马都没几匹，刘秀甚至只能骑着牛上阵，因此还得了个“牛背上的将军”的戏称。尽管义军势头很猛，接连打下了几座县城，可刘秀却始终有忧虑：一来，他担心义军势力弱小，若被王莽的大军围剿，不仅自己性命难保，还会连累整个家族；二来，绿林军此时已拥立刘玄为帝，号“更始帝”，刘演、刘秀兄弟名义上要受刘玄节制，而刘玄心胸狭隘，对刘演的威望早已心存忌惮，刘秀怕将来功高震主，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
就在这时，邓禹离开了南阳，独自一人前往河北，投奔正在那里安抚各州郡的刘秀。
当时刘秀，正因王郎在邯郸称帝而焦头烂额——王郎自称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靠着河北豪强的支持，势力发展迅猛，甚至悬赏捉拿刘秀，刘秀只能躲在官署里，与少数亲信商议对策，心情十分低落。当侍从通报“南阳邓禹求见”时，刘秀先是一愣，随即大喜过望，连忙起身亲自去门口迎接。见到邓禹风尘仆仆、衣衫破旧的模样，刘秀一把拉住他的手，眼眶有些发红：“仲华，你怎么来了？一路受苦了！”
邓禹躬身行礼，笑着说：“属下闻明公在河北操劳，特来相助。”刘秀请邓禹进屋坐下，打趣道：“仲华远道而来，莫不是想在我这儿谋个一官半职，也好衣锦还乡？”邓禹放下茶杯，神色变得庄重起来：“明公此言差矣。属下此番前来，并非为求一官半职。如今天下大乱，百姓遭难，犹如身处水火之中，而明公您有仁德之名，有雄才大略，若能顺天意、举大义，必能平定四海，救万民于水火。属下不才，愿辅佐明公成就一番不朽功业，让汉家天下重归太平——这比当个小官，更能实现平生之志。”
这番话，犹如一道光照亮了刘秀的心境。连日来的焦虑、犹豫，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他知道，邓禹不是来求官的，而是来帮他定下“开国大业”的方向。刘秀连忙屏退左右，让邓禹坐在自己身边，诚恳地问：“仲华，我如今在河北孤立无援，王郎势大，更始帝又猜忌我，你说我该如何行事？”
邓禹捧着热茶，缓缓道出了自己的战略规划：“明公，如今天下局势虽乱，却也暗藏转机。王莽的新朝已是强弩之末，他的大军主力被绿林军牵制在关中，无力顾及河北；更始帝刘玄虽为天子，却昏庸无能，绿林诸将如张卬、廖湛之流，只知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成不了大气候；赤眉军虽人数众多，却缺乏统一的指挥，将士多为流民，只知劫掠，没有长远的打算。反观明公您，虽在河北兵力薄弱，却有三大优势：其一，您是汉室宗亲，名号正统，天下百姓仍念汉恩，必能得到民心；其二，您待人宽厚，军纪严明，与那些劫掠百姓的义军不同，能得士人之心；其三，河北之地百姓殷实，又远离中原战乱，若能在此站稳脚跟，必能积蓄足够的力量。”
说到这里，邓禹顿了顿，继续道：“属下以为，明公当下应做三件事：第一，招贤纳士。河北之地有许多怀才不遇的豪杰，如吴汉、寇恂、冯异等人，吴汉勇猛善战，可为大将；寇恂精通治理，可据守后方；冯异沉稳多谋，可当参谋。明公若能将这些人招致麾下，必能如虎添翼。第二，安抚百姓。当下河北流民众多，明公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再下令军队不得劫掠百姓，让流民返乡种地，分给他们土地和种子——得民心者得天下，只要百姓归心，何愁大业不成？第三，整肃军纪。如今您手下的士兵多为临时招募，缺乏训练，纪律松散，当务之急是挑选精锐，加强训练，制定严格的军规，训练出一支能打硬仗、不扰百姓的军队。”
“等这三件事做成了，明公便可先扫平河北的割据势力，消灭王郎、彭宠之流，将河北变为稳固的后方；然后派军南下，夺取洛阳、南阳等中原要地，控制天下的粮仓；最后挥师西进，平定关中，消灭王莽残余势力和赤眉军。如此一来，天下大势可定，汉家江山可复。”
刘秀静静地听着，心里却热血沸腾。邓禹的这番话，不仅分析了天下大势，还为他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开国蓝图”——从立足河北到统一全国，每一步都清晰明了。他激动地对邓禹说：“仲华，你真是我的张良啊！有你在，我再也不用愁前路艰难了！”
从那以后，刘秀便正式将邓禹定为“谋主”，凡事都要与他商议。邓禹也不负所托，不仅在帐中为刘秀出谋划策，还亲自去河北各地招募人才——他得知吴汉在渔阳为将，便亲自前往渔阳，劝说吴汉归顺刘秀，向他分析“刘秀乃真命天子，跟随他必能成就功业”，吴汉被邓禹的诚意和远见打动，最终率部归顺；他听说寇恂在河内很有威望，便推荐寇恂为河内太守，让他负责镇守后方、筹集粮草，寇恂果然不负所望，把河内治理得井井有条，为刘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草和兵员。
在邓禹的辅佐下，刘秀的势力迅速壮大：他先是击败了王郎，平定了邯郸；接着又收编了铜马军等义军，兵力扩充到数十万，被河北百姓称为“铜马帝”；然后又派军南下，夺取了洛阳，将都城定在那里。到了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河北鄗城正式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这一刻，邓禹当年的“开国蓝图”，实现了最关键的一步。
登基后的刘秀，日子并不好过。此时的天下，仍有诸多割据势力：东边的刘永占据梁地，控制着中原东部的粮仓；西边的赤眉军已攻入长安，推翻了更始政权，正与王莽残余势力混战；南边的秦丰、田戎割据荆州、益州，阻断了刘秀南下的道路；而最让刘秀头疼的，是黄河以东的“河东郡”——这地方被王莽旧部王匡、成丹、刘均等人占据，不仅囤积了数十万石粮食，还控制着黄河的渡口，离都城洛阳只有数百里路程，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威胁最大。
建武元年六月，刘秀在洛阳召开朝会，与群臣商议对策。他拍着龙椅，神色凝重地说：“河东乃中原要地，物产丰饶，又控黄河渡口，若不拿下，洛阳永无宁日，我大汉的基业不稳！今日召集众卿，就是要商议出兵河东之事——谁愿领兵出征，击破王匡，为朕夺取河东？”
朝堂之上，顿时陷入一片寂静。诸将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主动请缨。原因无他：一来，王匡麾下有五万多兵力，且多为王莽旧部，作战经验丰富，而刘秀此时主力部队多在河北、河南一带，能抽调的兵力有限；二来，河东地形复杂，多山地、河流，不利于大兵团作战，且王匡已在河东经营多年，修筑了不少防御工事，易守难攻。
就在这时，邓禹从文官队伍中走了出来，躬身行礼，声音洪亮地说：“陛下，河东事关社稷安危，臣愿领兵出征，定能击破王匡，稳固后方！”
刘秀闻言，又喜又忧。喜的是邓禹愿担此重任，解自己的燃眉之急；忧的是邓禹此前从未领兵打过仗，担心他缺乏实战经验，不是王匡的对手。刘秀犹豫着说：“仲华，领兵打仗非同小可，王匡乃沙场老将，兵力又占优势，你……可有把握？”
邓禹从容答道：“陛下放心，臣虽未亲自领兵，却已对王匡的兵力、布防和军纪做了详细调查。王匡虽有五万兵力，却多为临时拼凑，军纪涣散，诸将之间又矛盾重重——成丹与刘均素来不和，常因粮草分配、兵力部署之事争执不休；王匡本人虽勇猛，却刚愎自用，听不进下属的建议。反观我军，虽兵力稍弱，却军纪严明，将士同心，且臣已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定能击破王匡。”
刘秀见邓禹胸有成竹，又想起他此前制定的战略从未出错，便不再犹豫，任命邓禹为“前将军”，赐予他象征兵权的节杖和斧钺，拨给他两万精兵，让他率军西征河东。同时，刘秀还下令：“凡河东诸郡，皆受邓禹节制，若有不从者，以抗旨论处。”
建武元年七月，邓禹率领两万汉军，从洛阳出发，向西进军河东。他深知“军纪是军队的根本”，刚出发就立下了三条军规：第一，不得劫掠百姓财物，若有违反，斩立决；第二，不得擅杀降兵降将，若有投降者，需妥善安置；第三，不得破坏农田、房屋，若有损坏，需照价赔偿。
正因如此，汉军所到之处，深受百姓欢迎。路过河东边界的垣县时，当地百姓见汉军秋毫无犯，纷纷提着茶水、干粮来军营慰问，不少流民还主动要求参军，希望能跟着邓禹讨伐王匡，保卫家乡。邓禹对前来投军的流民一一安抚，挑选年轻力壮者编入军队，对老弱妇孺则发给粮食，劝他们返乡种地。就这样，汉军还未抵达河东腹地，兵力就从两万扩充到了三万多人，士气也越发高涨。
八月初，邓禹率军抵达河东郡的解县附近。他没有急着进攻，而是先派侦察兵深入敌后，摸清王匡的布防情况。侦察兵回报：王匡将主力部队驻扎在河东郡的治所安邑城，同时派部将樊参率领两万兵力驻守解县，形成“前后呼应”之势——若汉军进攻安邑，樊参就从解县出兵，袭扰汉军后方；若汉军进攻解县，王匡则从安邑出兵，支援樊参。
邓禹听完汇报，微微一笑，对诸将说：“王匡此举，看似稳妥，实则犯了‘分兵之忌’。他将五万兵力分成两部，一部守安邑，一部守解县，彼此相距百里，若我军集中兵力先破解县，安邑的王匡来不及支援，樊参必败。樊参一败，安邑就成了孤城，到时候再集中兵力攻打安邑，王匡必败无疑。诸将听了，纷纷点头称是。邓禹当即下令：留下五千兵力驻守大营，防备安邑的王匡出兵；自己则率领两万五千精兵，连夜出发，绕到解县的后方，准备趁黎明时分发起突袭。
当天夜里，汉军将士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向解县进发。此时的解县，樊参正沉浸在“万无一失”的幻想中，他认为汉军远道而来，必然疲惫，不会立即发起进攻，因此既没有加强戒备，也没有派人侦察汉军的动向，甚至还在军营里摆酒设宴，与部将们饮酒作乐。
天刚蒙蒙亮，邓禹率领的汉军已抵达解县军营外。邓禹亲自擂响战鼓，鼓声震天动地，汉军将士们大喊着“诛杀樊参，解放河东”，向解县军营发起猛攻。樊参的士兵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穿戴盔甲，更来不及拿起武器，就被汉军冲得七零八落。有的士兵甚至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就成了汉军的刀下亡魂；有的士兵则吓得魂飞魄散，跪地投降。
樊参得知汉军突袭，连忙披甲上马，率领亲信士兵抵抗。可此时的义军早已军心涣散，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樊参在乱军中奋力拼杀，却被汉军将领冯愔一枪挑落马下，当场身亡。失去主将的义军，更是乱作一团，纷纷放下武器投降。不到一个时辰，解县之战就以汉军大获全胜而告终——汉军斩杀义军一万余人，俘虏八千余人，缴获战马两千余匹、粮草数十万石，而自身伤亡不足千人。
解县失守、樊参战死的消息传到安邑，王匡又惊又怒。他万万没想到，邓禹竟敢如此大胆，刚到河东就发起突袭，还一举歼灭了樊参的两万兵力。愤怒之下，王匡决定亲自率军出战，与邓禹决一死战。他召集成丹、刘均等将领，凑齐三万兵力，亲自率领，从安邑出发，向邓禹的汉军大营进军。
邓禹得知王匡率军来攻，并不慌张。他先将解县缴获的粮草和俘虏送回后方，然后率领两万汉军，在安邑城外的旷野上摆开阵势，准备迎战王匡。
八月中旬，两军在安邑城外相遇。王匡率领的义军人数占优，又急于为樊参报仇，一上来就发起猛攻。义军士兵们挥舞着刀枪，呐喊着冲向汉军阵地，一时间，箭如雨下，刀光剑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厮杀。汉军将士虽然勇猛，可毕竟兵力稍弱，在义军的猛攻之下，渐渐有些支撑不住，阵地开始向后退缩。
邓禹身边的将领见形势危急，纷纷劝道：“将军，敌军势大，我军不宜硬拼，不如暂时撤退，再做打算！”
邓禹却神色镇定，他勒住战马，手持长剑，对诸将说：“诸位莫慌！王匡军队人数虽多，却是乌合之众，他们之所以勇猛，是因为急于报仇，一旦久攻不下，士气必然低落。我军只需再坚持片刻，等他们士气泄了，再发起反击，必能取胜！”
说罢，邓禹亲自率领自己的卫队，冲向义军最猛烈的地方。他手持长剑，奋勇拼杀，接连斩杀了几名义军将领。汉军将士见主将如此英勇，士气大振，纷纷鼓起勇气，奋力抵抗义军的进攻。
果然，正如邓禹所料，王匡的义军猛攻了一个时辰，却始终无法突破汉军的阵地，将士们渐渐体力不支，进攻的势头也慢了下来。有的士兵开始气喘吁吁，有的士兵则偷偷向后退缩。
邓禹见时机已到，立即下令：“左翼骑兵，绕到敌军后方，切断他们的退路；右翼步兵，向义军侧翼发起进攻；中路将士，随我一起冲锋，击溃敌军！”
军令下达后，汉军左翼的五千骑兵立即调转马头，像一支离弦的箭，绕到义军的后方，发起猛攻。义军的后方多为步兵，根本抵挡不住骑兵的冲击，很快就乱了阵脚。右翼的汉军步兵则手持长戟，向义军的侧翼发起进攻，义军侧翼的士兵被长戟刺得纷纷倒地。中路的汉军将士则在邓禹的率领下，大喊着“杀啊”，向义军发起冲锋。
腹背受敌的义军，再也无法支撑，纷纷四散奔逃。王匡见大势已去，想要组织士兵抵抗，可根本没人听从他的指挥。成丹、刘均在乱军中被汉军斩杀，王匡只能带着少数亲信，拼死突围，逃往长安。
安邑之战，汉军大获全胜——斩杀义军两万余人，俘虏一万余人，缴获武器、粮草无数，安邑城不攻自破。邓禹率领汉军，顺利进入安邑城。
进入安邑后，邓禹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一方面下令安抚百姓，打开粮仓，赈济灾民；另一方面则派人招降河东郡其余各县的义军，对愿意投降的将领，给予官职和赏赐；对拒不投降的，则派兵讨伐。在邓禹的恩威并施下，河东郡各县的义军纷纷投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整个河东郡就被汉军平定。
邓禹将河东郡的治理交给寇恂，自己则率领大军，带着缴获的数十万石粮草和招募的几万青壮士兵，返回洛阳。当邓禹率军回到洛阳时，刘秀拉着邓禹的手，激动地对群臣说：“仲华不仅为朕平定了河东，还为朕带来了这么多粮草和士兵，真是朕的肱骨之臣啊！有仲华在，朕何愁天下不平！”
随后，刘秀论功行赏，封邓禹为酂侯，食邑万户。可邓禹却婉拒了，他对刘秀说：“陛下，如今天下尚未平定，臣不敢受此重赏。若陛下真想赏赐臣，不如等天下统一之后，再论功行赏不迟。”刘秀见邓禹如此谦逊，更加敬重他，最终还是坚持封他为酂侯，只是将食邑减为五千户。
平定河东之后，邓禹继续辅佐刘秀，制定统一全国的战略。他建议刘秀：“先平关中，再定江南，最后收拾关东的割据势力。”刘秀采纳了邓禹的建议，派邓禹率领大军西征关中，讨伐赤眉军。
邓禹率军进入关中后，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他不与赤眉军硬拼，而是先夺取关中的粮仓和城池，安抚百姓，招募士兵，慢慢消耗赤眉军的实力。赤眉军虽然人数众多，却缺乏粮草，在邓禹的消耗下，渐渐陷入困境。后来，邓禹又与冯异配合，在崤底之战中大败赤眉军，俘虏赤眉军主力十余万人，彻底平定了关中。
此后，邓禹又先后辅佐刘秀，平定了关东的刘永、张步，江南的秦丰、田戎等割据势力。到了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刘秀终于扫平了天下，统一了全国，东汉王朝的统治彻底稳固。
天下统一后，刘秀大封功臣，邓禹被封为高密侯，食邑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成为东汉初年为数不多的“万户侯”。可邓禹却再次展现出他的智慧——他主动向刘秀辞去了大司徒等官职，只保留了高密侯的爵位，然后回到封地，闭门谢客，专心教导子孙读书。他对家人说：“功高震主，乃是功臣大忌。如今天下已定，我当激流勇退，方能保全自身和家族。”
刘秀见邓禹如此识趣，不仅没有猜忌他，反而更加信任他，常常召他入宫，商议朝政。邓禹虽然不在朝堂任职，却仍能为刘秀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比如劝刘秀“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善待功臣，勿学汉高祖屠戮功臣”，这些建议都被刘秀采纳，为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奠定了基础。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刘秀去世，汉明帝刘庄即位。汉明帝十分敬重邓禹，不仅将他列为“云台二十八将”的首位，还多次派人去慰问他。永平元年（公元58年），邓禹病逝，享年五十七岁。汉明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他安葬在刘秀的原陵附近，让他永远陪伴着自己的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