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2 章：虎相商权（至元四十八年腊月初一萧虎召耶律楚材议忽必烈授权）
至元四十八年腊月初一的黄昏，萧府书房的炭火燃得正旺，映得案上的 “漠南军务卷宗” 泛着暖光。萧虎身着素色锦袍，手指在卷宗中 “忽必烈暂代提调期间行事记录” 一页反复摩挲 —— 纸上记着两桩事：一是忽必烈在漠南擅自调整屯田区划，未报枢密院便征调流民开渠；二是他处置察合台系部落纠纷时，误信部落首领的一面之词，险些引发冲突。
“有野心，却缺历练，” 萧虎轻声自语，将卷宗合上，目光落在墙上的 “元代宗室授权旧例” 挂图上 —— 图中用红笔圈出 “蒙哥掌边兵时，需枢密院副署调兵符” 的条款，这是当年耶律楚材参与拟定的制度。他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庭院中飘落的碎雪，心中已有决断：此事需召耶律楚材来议，才能定出既保防务、又防失控的授权尺度。
片刻后，白虎堂暗卫李三捧着一封密函，快步走出萧府 —— 函中未写抬头，只在封口盖着萧虎的 “虎形私印”，这是两人密议的暗号。暗卫的马蹄踏过积雪，直奔耶律楚材的府邸，此时的耶律楚材，正坐在灯下整理 “漠南部落舆图”，舆图上标注着各部落的亲疏关系，是他为应对漠南事务提前准备的功课。
当暗卫将密函递到耶律楚材手中时，他指尖触到封口的私印，便知是萧虎的急召。展开函纸，一行遒劲的字迹映入眼帘：“忽必烈将掌漠南兵，其志可嘉，其历尚浅，需议授权之度，盼今夜过府一叙。” 耶律楚材将函纸凑近烛火点燃，灰烬落入铜盆，随即起身整理舆图与旧例卷宗，低声对侍从道：“备车，去萧府。”
萧虎对忽必烈授权尺度的考量，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源于 “漠南防务需求” 与 “朝廷权力制衡” 的双重压力 —— 既需借忽必烈的能力稳固漠南，又需防其因野心与历练不足酿成隐患，每一份顾虑都紧扣元代宗室掌兵的历史教训与当前局势。
首先是 “脱欢事件的前车之鉴”。去年脱欢以宗室身份伪装行刺，虽被肃清，却让萧虎深知 “宗室掌兵若失控，危害远甚异姓重臣”。脱欢正是因早年在草原部落中积累了威望，又未受足够制衡，才敢勾结余党谋逆。如今忽必烈在漠南已获流民与归附部落的支持，若授权过松，恐重蹈脱欢覆辙；若授权过紧，又无法发挥其治理漠南的优势，这让萧虎陷入两难 ——“脱欢之祸不远，忽必烈虽非脱欢，却也需防微杜渐，” 他曾对刘七道，“授权不是给权，是定规矩，规矩立不住，防务再强也没用。”
其次是 “忽必烈的野心显露”。萧虎通过白虎堂暗卫的密报，察觉忽必烈在暂代军务期间，已有两处越权之举：一是在漠南邢州调整屯田区划时，未按流程报枢密院审批，便私自征调三千流民开挖灌溉渠，虽提升了粮产，却违背了 “地方军政需中枢核准” 的元代旧例；二是在与怀孟的汉人地主商议粮草收购时，承诺 “若掌兵后可减免部分商税”，这超出了军务提调的权限，涉及地方财税，显露出他对行政权力的渴求。这些举动让萧虎意识到：“忽必烈不仅想要兵权，还想掌漠南的治理权，若不划定边界，恐日后尾大不掉。”
再者是 “忽必烈的历练短板”。萧虎虽认可忽必烈在漠南的治绩，却也发现他在 “草原部落事务” 与 “复杂军务决策” 上的不足：上月漠南京兆附近的两个归附部落因牧地纠纷械斗，忽必烈未先派细作核实部落矛盾的根源（实则是窝阔台系暗中挑拨），便直接派民兵镇压，导致其中一个部落倒向察合台旧部；在制定春季防务预案时，他虽考虑了驿路防护，却忽略了漠南与漠北的驿路衔接，险些造成情报传递延误。这些失误让萧虎清楚：“忽必烈懂治理，却不懂草原的复杂水太深，也不懂军务需通盘考量，若授权太实，遇大事恐难应对。”
最后是 “朝廷的制衡需求”。元代自开国以来，便恪守 “宗室掌边、重臣掌枢” 的权力平衡，脱欢事件后，皇帝对宗室与重臣的权力划分更谨慎，曾对萧虎道：“漠南兵权，既要用宗室，也要防宗室，你需多费心。” 若萧虎对忽必烈授权过松，会被朝臣指责 “纵容宗室”；若授权过紧，又会被质疑 “独揽兵权”。因此，他需找到一个 “既让忽必烈能做事，又让朝廷放心” 的尺度，而耶律楚材作为熟悉制度与历史的重臣，正是商议此事的最佳人选。
萧虎对忽必烈的考量，并非基于空泛的判断，而是源于对其暂代军务期间具体行事细节的观察 —— 这些细节涵盖军事、行政、部落交往三个维度，既体现忽必烈的能力与野心，也暴露其历练不足，成为后续商议授权尺度的重要依据。
军事层面，忽必烈的 “主动作为与越界倾向” 并存。暂代提调后，他很快发现漠南民兵与禁军的训练脱节 —— 民兵擅长骑射却不懂阵法，禁军懂阵法却不熟悉草原地形。于是他主动提出 “混编训练”，让禁军教官教民兵阵法，让民兵教禁军草原骑术，半月后便见成效，在一次模拟防御演练中，混编队伍的防御效率提升了三成。这一举措让萧虎认可其军事能力。但随后，忽必烈为加快训练进度，私自将枢密院拨付的 “冬训粮草” 提前支取两成，用于购置训练用的弓箭，虽未造成短缺，却违背了 “粮草使用需按月报备” 的规定。萧虎在查看粮草账册时发现此事，心中记下：“此人有魄力，却也有不循规矩的倾向，需在粮草权上设限。”
行政层面，忽必烈的 “治理才能与权力渴求” 交织。他在漠南推行的 “屯田与流民结合” 政策成效显着 —— 将流民按 “五户一组” 编入屯田，每户分配耕地与农具，收获后抽取三成作为军粮，既解决了流民安置问题，又充实了军粮储备，户部尚书曾在奏报中称赞此举 “一举两得”。但在执行过程中，他却越权调整了邢州的 “屯田税则”—— 原本朝廷规定屯田税为三成，他为鼓励流民开垦荒地，私自将新垦荒地的税则降至两成，虽获得流民拥护，却未报户部审批，属于 “擅自更改财税政策”。萧虎从邢州地方官的密报中得知此事，意识到：“忽必烈重视民心，却也想通过行政手段积累威望，若不划定行政权限，恐日后与地方官府冲突。”
部落交往层面，忽必烈的 “积极联络与经验欠缺” 凸显。为稳定漠南部落，他主动拜访了十个归附部落的首领，赠送茶叶、布匹等物资，还与其中三个部落达成 “牧地借用协议”—— 部落将部分闲置牧地借给民兵训练，朝廷则为部落提供种子与农耕技术。这一举措拉近了与归附部落的关系，减少了部落袭扰。但在处理 “察合台系附属部落的试探” 时，他却经验不足：上月一个察合台系附属部落派使者来 “商议贸易”，实则打探漠南兵力部署，忽必烈未察觉异常，竟让使者参观了民兵的训练营地，泄露了民兵的数量与装备情况。幸好白虎堂细作及时察觉，萧虎才派人阻止了进一步的泄露。此事让萧虎担忧：“忽必烈对草原部落的险恶认识不足，若授权他直接处理部落事务，恐泄露军情。”
这些细节，萧虎都一一记录在 “忽必烈行事册” 中，册页上用红笔标注 “可放权”“需限制”“需辅助” 三类符号：混编训练、屯田联络属 “可放权”；粮草支取、财税调整属 “需限制”；部落事务属 “需辅助”。这本册子，也成为他与耶律楚材商议时的核心参考。
萧虎选择召耶律楚材商议，而非其他重臣，源于耶律楚材在元代中枢的特殊角色 —— 他既熟悉制度设计与权力平衡，又了解宗室、重臣与草原部落的复杂关系，还曾参与过多项关键决策，是唯一能从 “历史经验、制度框架、现实需求” 三维度为萧虎提供建议的人选。
首先是耶律楚材的 “制度设计能力”。耶律楚材早年曾辅佐成吉思汗与窝阔台，参与制定了元代的 “宗室授权旧例”—— 如 “宗室掌边兵需受枢密院节制”“宗室不得干预地方行政” 等核心条款，这些旧例至今仍是朝廷处理宗室权力的依据。此前脱欢事件后，耶律楚材又牵头修订了 “宗室军务报备制度”，细化了宗室调兵、训练、粮草使用的流程。萧虎深知，授权尺度本质是 “制度问题”，而非单纯的军事安排，需要耶律楚材从制度层面设计 “权限边界”，确保授权有章可循，而非口头约定。“若只凭我与忽必烈的默契，日后难免有争议，” 萧虎对刘七道，“楚材先生能将授权尺度化为制度条款，既合规，又能长久。”
其次是耶律楚材的 “权力平衡经验”。耶律楚材在中枢多年，始终游走于宗室、重臣与汉臣之间，擅长在各方利益中寻找平衡点 —— 如之前蒙哥掌边兵时，他曾设计 “枢密院符 + 重臣副署” 的调兵制度，既给了蒙哥足够的兵权应对边患，又防止其独断；在处理汉臣与蒙古贵族的矛盾时，他也总能提出兼顾双方利益的方案。如今萧虎面临的 “宗室与重臣、军务与行政、放权与制衡” 的矛盾，耶律楚材都曾应对过，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萧虎认为：“楚材先生能看清各方诉求，既不让忽必烈觉得被掣肘，也不让朝廷觉得失控，这是其他人做不到的。”
再者是耶律楚材对 “汉法与草原传统的熟悉”。忽必烈在漠南推行汉法，与部分蒙古贵族产生分歧，而耶律楚材是元代少数 “既懂汉法、又通草原传统” 的重臣 —— 他既认可汉法在治理中的作用，也理解草原贵族对传统的重视，曾多次协调汉臣与蒙古贵族的矛盾。萧虎知道，授权尺度不仅涉及军事与行政，还需考虑 “汉法与草原传统的冲突”—— 若授权忽必烈过多推行汉法，恐激怒草原贵族；若限制过严，又会影响他的治理成效。耶律楚材能从这一维度提出建议，避免授权尺度引发新的矛盾。“忽必烈推汉法是好事，却也需兼顾草原实际，” 萧虎道，“楚材先生能帮我把握这个度。”
最后是两人的 “信任基础”。萧虎与耶律楚材虽分属军事与文职系统，却在多次关键事件中达成默契 —— 脱欢事件时，耶律楚材曾为白虎堂提供 “察合台系的历史脉络”，帮助暗卫快速锁定余党；白虎堂扩编时，他又从户部协调粮草，支持草原细作营的部署。两人均以 “朝廷安稳” 为首要目标，无个人利益纠葛，可坦诚议事。萧虎深知，授权尺度涉及敏感的权力分配，需与绝对信任的人商议，才能避免消息泄露或建议偏颇。“此事若与其他重臣商议，难免有人因私怨或派系利益提建议，” 萧虎道，“只有楚材先生，会纯粹从朝廷角度出发。”
萧虎为与耶律楚材的密议做了周密筹备 —— 从环境布置、资料整理到人员安排，每一个细节都围绕 “保密、高效、严谨” 展开，既营造适合深度商议的氛围，也确保商议过程不受干扰，符合古装正剧重细节、显质感的风格。
首先是 “书房环境的布置”。萧府书房本就位于府邸深处，为确保密议不被偷听，萧虎特意让白虎堂暗卫在书房周围 “五步一岗”，严禁任何侍从靠近，暗卫们均身着软甲，脚踩软底靴，行动时悄无声息，既防外人闯入，也避免自身动静干扰议事。书房内，炭火盆被移至靠近书桌的位置，既能取暖，又能让烛火更稳定（冬月风大，烛火易摇曳，影响看卷宗）；书桌上铺着厚厚的羊毛毡，减少翻动卷宗时的声响；墙上的草原舆图被重新标注，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漠南的驻军点、部落分布与驿路，便于两人直观讨论。
其次是 “资料的整理与摆放”。萧虎将与商议相关的资料按 “历史旧例、现实情况、待议问题” 三类整理，整齐摆放在书桌上：历史旧例类包括 “元代宗室授权旧册”“蒙哥掌边兵制度卷宗”，用蓝色封皮标识；现实情况类包括 “忽必烈行事册”“漠南军务账册”“部落关系图”，用红色封皮标识；待议问题类是萧虎手写的 “授权尺度三问”——“军事权如何分？行政权如何划？部落权如何定？”，用白色纸笺书写，放在书桌中央。每类资料旁都放着一支 “狼毫笔” 与一卷 “空白纸”，便于两人随时记录想法或修改条款，纸张是特制的 “防泄密纸”，若遇意外可快速燃烧，不留痕迹。
再者是 “人员的安排”。萧虎仅留一名 “贴身侍从” 在书房外的耳房待命，侍从需负责两项事务：一是 “续炭火”，每半个时辰进去一次，动作需轻，不与两人对视，续完后立刻退出；二是 “备夜宵”，准备了温热的奶茶与草原奶饼（耶律楚材熟悉且喜爱的食物），放在耳房，若两人商议过久，可随时取用，避免因饥饿影响思路。此外，萧虎还特意交代白虎堂统领刘七：“今夜若无紧急军情，不得打扰，若有紧急情况，需先核实情报，再用‘密信筒’从书房窗缝递入，不得敲门。” 确保密议过程不被打断。
最后是 “密函的确认与销毁”。萧虎派去召耶律楚材的密函，用的是 “双层封皮”，内层写着议事内容，外层仅写 “萧府急召”，耶律楚材接到后需销毁内层函纸，仅持外层封皮赴府，避免函中内容被他人看到。耶律楚材赴府时，也仅带了 “部落舆图” 与 “旧例摘要”，未带其他随从，且全程由白虎堂暗卫护送，路线避开了可能有宗室或朝臣眼线的区域（如中都闹市、枢密院前街），确保议事目的不提前泄露。
当耶律楚材踏入萧府书房时，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幅场景：炭火明灭，烛光照亮满桌卷宗，萧虎身着便服，站在书桌旁等候，墙上的舆图清晰标注着漠南的每一处关键地点，空气中弥漫着奶茶的清香与纸张的墨香，严肃中透着几分暖意，正适合一场关乎朝廷安稳的深度密议。
萧虎与耶律楚材的议事，并未直接切入 “忽必烈授权” 的核心，而是从 “元代宗室授权的历史旧例” 展开 —— 两人先回顾过往宗室掌兵的经验与教训，为后续讨论奠定 “以史为鉴” 的基础，既符合古装正剧重历史逻辑的风格，也让议事过程更具说服力，避免空谈。
耶律楚材刚落座，萧虎便将 “元代宗室授权旧册” 推到他面前，册页翻至 “蒙哥掌边兵” 一章：“先生请看，当年蒙哥掌漠北兵时，您设计的‘调兵需枢密院符 + 重臣副署’制度，既让他平定了乃蛮部叛乱，又未生异心，这旧例如今是否仍可用？” 耶律楚材接过旧册，指尖抚过册页上的字迹 —— 这是他当年亲手所书，墨迹虽已有些褪色，却仍清晰。他沉吟片刻，道：“蒙哥与忽必烈不同，蒙哥久在草原，熟悉部落事务，却不擅治理；忽必烈擅治理，却不熟草原险恶，旧例可借鉴，却需调整。”
接着，耶律楚材翻开 “脱欢旧案卷宗”，这是萧虎特意准备的反面案例：“脱欢当年便是因‘调兵无需副署’‘可自主联络部落’，才得以暗中集结余党，若当年能在这两项上设限，或许便无去年之祸。” 萧虎点头：“正是如此，忽必烈虽无脱欢之反心，却有脱欢之野心，若不设限，恐日后权力膨胀，难以约束。”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梳理出宗室授权的 “三大关键风险点”：一是调兵权独掌，易生军事异动；二是行政权干预，易与地方冲突；三是部落权失控，易泄露军情。
随后，萧虎提出 “当前与过往的不同之处”：“当年蒙哥掌兵时，漠北部落多归附，无复杂的汉法推行；如今忽必烈在漠南推汉法，涉及流民、屯田、财税，这些都是当年没有的。若仅按旧例授权，恐无法应对新问题。” 耶律楚材对此深表认同，他取出自己带来的 “漠南汉法推行卷宗”，上面记录着忽必烈在邢州、怀孟推行汉法的具体措施：“忽必烈推汉法是好事，能充实军粮、安定流民，但若让他同时掌军务与行政，便成了‘漠南王’，朝廷难以节制。” 两人一致认为，此次授权需新增 “军务与行政分离” 的条款，这是过往旧例中没有的，需重新设计。
开场的最后，两人将历史旧例与当前情况结合，初步确定了议事的 “三个方向”：军事授权以 “旧例为基础，加副署条款”；行政授权以 “新定分离原则，划清边界”；部落授权以 “辅助为主，减少直接对接”。萧虎将这三个方向写在空白纸笺上，放在书桌中央：“这便是咱们今日议事的骨架，接下来只需填充血肉，定出具体条款。” 耶律楚材端起奶茶，轻轻抿了一口：“如此甚好，既不违旧制，又能应新局，可开始细议了。”
此时，书房外的雪下得更密了，烛火在炭火的映衬下愈发稳定，满桌的卷宗与舆图，见证着这场将影响漠南乃至朝廷权力格局的关键议事。
军事授权是两人商议的核心，毕竟忽必烈求掌的是 “漠南兵权”，两人从 “调兵权、训练权、粮草权” 三个核心维度细致拆解，每一项权限都明确 “可放权内容、需限制措施、监督方式”，确保既不影响忽必烈应对防务，又能防止其军事专权。
首先是 “调兵权” 的拆解。两人一致认为，调兵权是军事授权的核心，必须严格限制，却也需给忽必烈足够的灵活性应对突发情况。最终议定：“忽必烈可自主调动漠南驻军三千人以下，用于应对草原盗匪、部落袭扰等小规模突发事件；调动三千人以上，或涉及跨区域（如从邢州调兵至京兆），需持‘枢密院调兵符’+‘萧虎副署令’，两者缺一不可。” 为确保执行，还规定 “调兵符分为两半，一半由枢密院保管，一半由忽必烈保管，调兵时需两半合验，副署令需萧虎亲笔书写，盖私印为证”。耶律楚材补充道：“还需在漠南各驻军点设‘监兵官’，由枢密院直接任命，调兵时需监兵官在场核验符令，否则驻军不得听命。” 这一设计，既给了忽必烈应对小规模战事的权力，又防止其大规模调兵生事。
其次是 “训练权” 的拆解。考虑到忽必烈在混编训练上的成效，两人决定 “适度放权”：“忽必烈可自主制定漠南驻军的训练计划，包括混编训练、骑射演练、阵法练习等，无需报枢密院审批；可自主选拔民兵中的优秀者编入禁军，补充兵力缺口。” 但也设置了限制：“训练计划需每月向枢密院报备一次，便于中枢掌握训练进度；禁军教官的任命权归枢密院，忽必烈可推荐人选，但最终需枢密院核准。” 萧虎解释道：“训练权放权，是为让他快速整合漠南兵力；保留教官任命权，是为确保禁军的忠诚度，避免他用自己的人替换禁军教官。”
再者是 “粮草权” 的拆解。结合忽必烈此前私自支取粮草的经历，两人对粮草权的限制最为严格：“漠南驻军的粮草由户部直接拨付至各驻军点的‘粮草库’，粮草库由户部任命的‘粮官’管理，忽必烈仅可根据训练与防务需求，向粮官申请‘月度粮草配额’，粮官需核对申请与实际需求，无误后才可发放。” 为防止忽必烈与粮官勾结，还规定 “粮官每季度需向户部与枢密院同时上报粮草收支账册，账册需附忽必烈的申请记录，若发现账实不符，粮官与忽必烈需共同担责”。耶律楚材道：“粮草是军队的命脉，绝不能让任何一方独掌，这样的设计，可让户部、枢密院与忽必烈三方相互监督。”
每一项拆解后，萧虎都会将条款写在 “军事授权册” 上，耶律楚材则会核对是否符合元代军制旧例，若有冲突，便共同修改。如最初商议 “调兵三千人以下自主” 时，耶律楚材提出 “元代旧例中宗室自主调兵上限为两千人”，两人便重新商议，最终确定 “三千人”—— 既照顾忽必烈应对漠南复杂防务的需求，又比旧例多一千人，显露出朝廷的信任，同时也在备注中说明 “此为漠南特殊情况，不为例”，确保不破坏旧制。
军事授权外，两人还重点商议了 “行政授权” 的边界 —— 忽必烈在漠南的治绩与越权，让他们意识到需明确 “军务相关行政” 与 “纯粹地方行政” 的区别，避免忽必烈借军务之名干预地方治理，也确保地方官府能配合其防务工作，符合元代 “军政分离” 的行政原则。
首先是 “军务相关行政的放权”。两人确定，忽必烈可自主处理 “与军务直接相关的行政事务”，具体包括：流民编入民兵的登记与训练（流民是漠南兵力的重要来源，且编入民兵后需军事管理，属军务范畴）；屯田区的耕地分配与军粮征收（屯田是为供应军粮，属军务配套行政）；驿路的防务与维护（驿路是军情传递的关键，属军务保障）。为确保放权落地，还规定 “地方官府需配合忽必烈处理这些事务，如流民登记需地方官府提供户籍资料，屯田需地方官府协助丈量土地，不得推诿”。萧虎举例道：“忽必烈之前在邢州调流民屯田，若按此授权，他需先向邢州地方官要流民户籍，再申请屯田，地方官需配合，这样既不越权，又能高效办事。”
其次是 “纯粹地方行政的限制”。两人明确，忽必烈 “不得干预纯粹的地方行政事务”，具体包括：地方财税政策（如商税、地税的税率调整，需报户部审批）；地方官员的任免（需由中书省或地方官府任命，忽必烈可推荐，不可直接任命）；地方民事纠纷（如百姓的田宅纠纷、部落的非军务纠纷，需由地方官府或部落首领处理）。为防止忽必烈越界，还规定 “地方官府若发现忽必烈干预纯粹行政事务，可直接向中书省与枢密院奏报，无需经忽必烈同意”。耶律楚材道：“军政分离是元代行政的核心原则，若宗室可干预地方行政，地方官府便会失去权威，最终导致治理混乱。”
再者是 “行政协调机制的建立”。为避免忽必烈与地方官府因权限不清产生冲突，两人还设计了 “漠南军政协调会议” 制度：“每月初一，忽必烈需与漠南各地方官在邢州召开协调会议，会议由枢密院派‘协调官’主持，商议当月军务与行政的配合事项，如军粮征收与地方税的衔接、流民安置与地方户籍的对接等，会议记录需报中书省与枢密院备案。” 这一机制，既为忽必烈与地方官府提供了沟通平台，也让中枢能及时掌握漠南军政动态，避免信息不对称引发矛盾。
在划定边界时，两人还特别考虑了 “汉法推行的权限”。忽必烈在漠南推行汉法，如农耕技术推广、汉式户籍制度，这些虽非直接军务，却能稳定漠南局势，间接支持防务。两人最终议定：“忽必烈可在屯田区与民兵中推行汉法，如教流民农耕、用汉式户籍登记民兵，但不得在纯粹的蒙古部落聚居区强制推行，需尊重部落传统；汉法推行的具体措施，需报中书省备案，若涉及制度变革（如新的户籍制度），需中书省审批后才可实施。” 耶律楚材解释道：“这样既支持忽必烈用汉法治理，又避免激化汉法与草原传统的矛盾，符合漠南‘汉蒙杂居’的实际。”
这些边界划定，萧虎都写在 “行政授权册” 上，册页末尾特别注明 “所有权限以本册为准，若有新增事务，需报中枢审批，不得自行扩大权限”，确保忽必烈清楚自己的行政边界。
考虑到忽必烈在部落事务上的历练不足，两人在 “部落事务授权” 上采取 “辅助为主、有限放权” 的策略 —— 既不让忽必烈直接主导部落事务，避免因经验不足出错，又让他参与其中，积累经验，同时借助白虎堂细作营与归附部落首领的力量，形成 “三重保障”，符合元代 “以部落制部落” 的治理传统。
首先是 “归附部落事务的有限放权”。两人议定，忽必烈可 “自主与漠南归附部落联络，商议军务合作事宜”，具体包括：借用部落牧地进行民兵训练、雇佣部落勇士协助驿路防护、与部落交换物资（如用茶叶换部落的马匹）。但放权的同时设置了 “双重前提”：一是 “联络前需向白虎堂细作营核实部落的忠诚度”，避免与暗中归附察合台系的部落合作；二是 “合作协议需报枢密院备案”，协议中不得涉及 “土地割让、税赋减免” 等超出军务范畴的内容。萧虎道：“归附部落是漠南防务的助力，却也可能是隐患，让忽必烈联络，是为积累经验；让细作营核实、枢密院备案，是为防风险。”
其次是 “异动部落事务的严格限制”。对于察合台系、窝阔台系的附属部落（属异动部落），两人明确 “忽必烈不得直接接触，需由白虎堂细作营负责情报收集，中枢负责决策，忽必烈仅可按中枢指令，派军队配合行动”。具体流程为：细作营发现异动部落的异常动向（如集结、囤粮），先报萧虎与耶律楚材，两人商议后提出应对方案，奏报皇帝批准，再由枢密院向忽必烈下达指令，忽必烈按指令派军配合禁军或细作营行动。耶律楚材举例道：“若察合台系部落袭扰驿路，细作营核实后，中枢决定反击，忽必烈只需按指令派民兵截断部落退路，无需他制定战术，这样既发挥他的兵力优势，又避免他因经验不足制定错误战术。”
再者是 “部落事务的辅助机制”。为帮助忽必烈更好地处理归附部落事务，两人还设计了 “双重辅助”：一是 “部落顾问”，从漠南归附的老部落首领中选拔三人，作为忽必烈的 “部落事务顾问”，顾问需熟悉草原部落的习俗与矛盾，为忽必烈提供建议，顾问的任命需经中枢批准，确保中立；二是 “细作辅助”，白虎堂在忽必烈的漠南办公点派驻两名 “部落事务细作”，专门协助他核实部落信息、翻译部落语言（部分部落使用方言，忽必烈可能听不懂）、起草合作协议，避免因信息误差或语言障碍出错。
这些设计，既考虑了忽必烈的历练需求，又为他设置了 “安全网”。萧虎在 “部落授权册” 上写道：“部落事务，以学为主，以做为辅，辅助不缺位，放权不越位。” 耶律楚材对此深表认同：“忽必烈虽缺历练，却也需在实践中学习，这样的设计，既能让他积累经验，又能避免犯错，是最合适的方式。”
两人在商议授权尺度时，也预判到忽必烈可能对 “限制条款” 不满 —— 毕竟他求掌兵权，希望获得更大的自主权，过于严格的限制可能影响他的积极性，甚至引发他与中枢的矛盾。因此，他们特意设计了 “渐进式授权” 与 “沟通机制” 两类预案，既安抚忽必烈，又确保授权尺度不被突破。
首先是 “渐进式授权” 预案。两人议定，授权尺度并非 “一成不变”，而是 “以半年为周期，根据忽必烈的表现调整”：若半年内忽必烈严格遵守授权条款，未出现越权行为，且漠南防务成效显着（如盗匪减少、部落归附增多、军粮充足），则可 “适度放宽部分限制”—— 如调兵自主上限从三千人增至四千人，粮草申请可改为 “每两月报备一次”，部落事务可自主处理归附部落的轻微纠纷。放宽的权限需由枢密院与中书省共同审批，以 “文书” 形式正式告知忽必烈，避免口头承诺引发争议。萧虎道：“渐进式授权，既给了忽必烈目标，也让他看到朝廷的信任是逐步增加的，可减少他的不满。”
其次是 “沟通机制” 预案。两人设计了 “三级沟通渠道”，让忽必烈有机会表达不满与诉求：一级沟通是 “月度协调会议”，忽必烈可在与地方官的协调会议上，向枢密院派来的协调官提出权限相关的疑问或建议；二级沟通是 “季度奏报”，忽必烈每季度可向皇帝与萧虎提交 “漠南军务奏疏”，奏疏中可专门阐述对授权尺度的看法；三级沟通是 “紧急面谈”，若忽必烈遇到重大问题（如权限不足无法应对突发防务），可通过白虎堂暗卫申请与萧虎或耶律楚材面谈，面谈需在中都或漠南的 “中立地点”（如枢密院漠南办事处）进行，确保沟通公平。耶律楚材道：“让忽必烈有渠道表达诉求，他的不满便有地方释放，不易积累成矛盾。”
此外，两人还考虑了 “舆论引导” 预案。若忽必烈公开表达不满，可能影响漠南军民的信心，因此他们决定 “提前向漠南军民传递‘授权是为更好防务’的信号”—— 由枢密院发布 “漠南授权告示”，告示中说明授权尺度的设计目的是 “兼顾防务与安稳”，并非不信任忽必烈；同时让归附部落首领与地方官公开支持授权条款，如让邢州地方官表态 “会配合忽必烈处理军务相关行政，授权条款有利于双方协作”。这些舆论引导，可减少忽必烈不满的影响，避免军民误解。
最后，两人还准备了 “安抚措施” 预案。若忽必烈因授权限制未能及时应对防务，导致小范围失误，朝廷将 “不追究其责任，而是协助其改进”—— 如派禁军或细作营支援，帮助他弥补失误；同时在后续的奏报中，仍肯定他的其他成效，避免因一次失误否定他的整体工作。萧虎道：“忽必烈是拖雷系的核心，朝廷需安抚，而非打压，这些预案，既是防不满，也是保宗室与朝廷的关系。”
这些预案，都被写入 “授权应对册” 中，与军事、行政、部落授权册共同构成完整的 “漠南授权体系”，确保无论忽必烈是否不满，都有应对之策，既不突破权力制衡的底线，又能维护他的积极性。
深夜，萧府书房的烛火仍未熄灭，萧虎与耶律楚材已完成 “漠南授权方案” 的定稿 —— 方案包括 “军事授权册”“行政授权册”“部落授权册”“应对预案册” 四部分，共二十三条条款，每条都明确、具体，且符合元代制度与漠南实际。两人随后对 “后续奏报、方案传达、监督执行” 做了细致安排，确保方案能顺利落地。
首先是 “方案的定稿与签章”。萧虎将四册授权方案整理成册，封面用 “黄色绫缎” 包裹，标注 “漠南忽必烈授权方案”，册页末尾留出 “签章处”，萧虎与耶律楚材分别签下自己的名字，盖上私印 —— 萧虎盖的是 “白虎堂统领印”，耶律楚材盖的是 “中书省参议印”，这两个印章代表军事与文职系统的认可，让方案更具权威性。定稿后，萧虎将方案分为 “正本” 与 “副本”：正本用于奏报皇帝，副本由萧虎与耶律楚材各存一份，便于后续监督执行。
其次是 “奏报皇帝的安排”。两人议定，次日清晨由萧虎亲自将方案正本奏报皇帝，奏报时需 “先阐述漠南防务的重要性，再说明方案的设计思路，最后强调方案的制衡作用”，避免皇帝认为方案过于复杂或限制过多。耶律楚材还为萧虎准备了 “奏报摘要”，摘要中提炼出方案的 “三大核心优势”：一是 “制度合规”，符合元代宗室授权旧例；二是 “权责清晰”，避免权力纠纷；三是 “灵活可调”，可根据表现调整。萧虎道：“皇帝最关心的是安稳与合规，有这摘要，奏报会更顺利。”
再者是 “方案传达给忽必烈的安排”。两人决定，待皇帝批准后，由萧虎与耶律楚材共同前往漠南，向忽必烈传达方案 —— 传达时需 “先肯定他的治绩与能力，再逐条解释方案条款，最后说明渐进式授权的机制”，避免忽必烈觉得方案是 “限制”，而是 “支持他更好地掌兵”。传达地点选在漠南的 “军务大营”，需有枢密院监军、地方官与部落顾问在场，既体现方案的公开性，也让各方知晓权限边界，便于后续配合。
最后是 “监督执行的安排”。两人确定，由 “枢密院 + 白虎堂 + 户部” 三方共同监督方案执行：枢密院派监军驻漠南，监督军事与部落授权的执行；白虎堂细作营负责收集忽必烈的行事信息，及时向萧虎汇报；户部通过粮官与财税账册，监督行政与粮草授权的执行。三方需每季度向皇帝提交 “监督报告”，报告中需说明 “方案执行情况、忽必烈的表现、是否需要调整权限”，确保方案执行不偏离初衷。
当两人完成所有安排时，窗外已泛起鱼肚白，雪不知何时停了，晨光透过窗缝照进书房，落在满桌的授权方案上。耶律楚材起身告辞，萧虎送至书房门口，两人相视一笑 —— 这场深夜密议，不仅定出了忽必烈的授权尺度，更平衡了宗室、重臣与朝廷的利益，为漠南的安稳奠定了基础。“有此方案，漠南可安，” 萧虎道，“先生之功，不可没。” 耶律楚材摇头：“是大人与我同心，为朝廷计，方有此果。” 说罢，两人拱手作别，各自投入到方案的后续推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