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波兰问题的辩论，是一场在聚光灯下上演的、充满了激情与道义呼喊的公开大戏；那么，接下来这场关于远东未来命运的交易，则更像是一场在后台小房间里，进行的、只有少数几个核心人物参与的、冷酷而高效的秘密交易。
上一回咱们说到，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围绕着波兰的边界和政府问题，展开了一场堪称史诗级的唇枪舌战。最终，他们达成了一份充满了外交辞令的协议，暂时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包裹了起来。丘吉尔，扞卫了他眼中的“荣誉”；罗斯福，得到了他想要的“民主承诺”；而斯大林，则牢牢掌握了通往控制波兰之路的所有钥匙。
然而，就在丘吉尔为了波兰的命运而殚精竭虑、罗斯福为了他的联合国理想而苦心斡旋之时，另一场同样将深刻改变世界格局的交易，正在悄然进行。这场交易的主角，是罗斯福和斯大林，而交易的筹码，则是遥远的亚洲，以及中国的未来。
之前咱们在讲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已经向罗斯福，做出了一个口头上的承诺：在德国战败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对于美国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承诺。
当然这只是一个口头承诺并没有签任何协议。
整个1944年，美国的外交官们，一直在莫斯科，像一群勤劳的蜜蜂一样，嗡嗡作响地努力着，试图将斯大林这个模糊的承诺，转化为一份具体的、可以执行的军事计划。然而，苏联方面，却始终像一个精明的商人，不紧不慢，含糊其辞，一直在拖延。
斯大林非常明确地表示，在他的那份政治“愿望清单”得到完全满足之前，他不会作出任何具体的军事承诺。这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长期的战略布局。他极其巧妙地，将苏联参战，描绘成是对盟国的一种“巨大恩惠”，而非苏联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追求。因此，既然是“恩惠”，那就理应获得丰厚的、相应的报偿。
决定性的时刻，发生在1944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与美国驻苏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举行了一次极其关键的会谈。这次会谈，才是雅尔塔远东秘密谈判的、真正的序曲。
在那次会谈中，斯大林不再有任何的含糊其辞。他“极其详尽地”，向哈里曼阐述了苏联在远东的领土野心。他甚至在一张巨大的地图上，亲自为哈里曼指出了他所要求的权益范围。这套方案，几乎就是后来雅尔塔密约的完整蓝本。
斯大林的这份“价目表”，传回华盛顿后，美国国务院的远东问题专家们，对此表示了深深的警惕和不安。他们建议，不应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直接割让给苏联，而应考虑将其置于战后的国际托管之下。
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夕的马耳他，当美英代表团做最后准备时，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更是直言不讳地向美国国务卿斯特蒂纽斯建言，美国根本无需为换取苏联的参与，而“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艾登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之所以决定参战，完全是出于其自身的利益考量——他们绝不希望，看到英美两国，单独赢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并主导战后的亚洲新秩序。因此，莫斯科的参战是必然的，根本无需用重大的领土让步来换取。
然而，这些来自专业外交官的、清醒而理性的建议，最终都被最高决策层，搁置了。
斯大林在谈判正式开始前，就提前亮明所有底牌的策略，堪称一次大师级的博弈。他成功地，将整个议题的框架，从“我们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来换取苏联参战？”，巧妙地转变成了“我们能否接受苏联开出的这些条件？”。
这使得美国代表团，在抵达雅尔塔时，就已经处于一种极其被动的、只能回应的地位。他们不是来开启一场新的谈判，而是来对一份已经拟好的价目表，进行最终的确认。军事上的迫切需求，最终压倒了外交上的审慎。罗斯福总统决心要达成这笔交易，他前往雅尔塔的目的，已不是为了讨价还价，而是为了敲定一份他认为，对赢得战争、拯救成千上万美国士兵生命，至关重要的协议。
这场决定远东命运的交易，其核心场景，在1945年2月8日下午3点30分，正式上演。
地点，是罗斯福下榻的里瓦迪亚宫，他个人的书房里。气氛私密，却又充满了历史的沉重感。房间里，除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只有各自的贴身翻译——美国的查尔斯·博伦和苏联的弗拉基米尔·巴甫洛夫，以及哈里曼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场。丘吉尔，被刻意地排除在了这场密会之外。
罗斯福总统身体的极度虚弱，是房间里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据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观察，此时的总统，“看起来又老又瘦，面容憔悴”，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然而，比他身体的衰弱，更沉重的，是压在他心头的那份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巨大的压力。
当时，美军的军事策划者们，正面临着一个恐怖的梦魇：进攻日本本土的“没落行动”。根据最保守的估计，这场行动，可能造成美军总伤亡人数，从数十万，到接近五十万。
刚刚结束的硫磺岛战役，让这些冰冷的数字，变得无比真实和恐怖。在这些小岛上，日军近乎疯狂的、玉碎式的抵抗，和美军付出的惨重代价（硫磺岛阵亡近7000人），让华盛顿的每一个决策者，都感到不寒而栗。情报显示，日本已经在九州，集结了超过90万军队和近万架“神风”特攻队飞机，准备进行最后的、血腥的本土决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促成苏联出兵，从背后，猛击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被华盛顿的军事和政治高层，视为能够迅速结束战争、挽救数十万美国年轻生命的，唯一有效的途径。
斯大林一开口，便直奔主题。他靠在沙发上，平静地说道：“苏联在何种政治条件下，将参加对日战争。他说，他已就此问题，与哈里曼大使，进行过一次会谈。”
这句话，开门见山，直接点明了去年12月的那次关键会晤，并强调了：这并非一场新的谈判，而是对既定议程的最终确认。
罗斯福的第一个让步，来得迅速而彻底。当谈及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时，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答道：“关于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战后归属俄国一事，将不会有任何困难。”
“不会有任何困难”，这句斩钉截铁的措辞，清晰地暴露了他急于达成协议的迫切心态。这并非天真的表现，而是一个清晰的战略信号，意在告诉斯大林：“我是来做交易的，让我们直接谈重点，不要浪费时间。”
接着，讨论转向了不冻港和满洲铁路的问题。这涉及到另一个主权国家——中国的利益。罗斯福为大连港，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直接从中国租借，二是在国际委员会的管理下，将其变为一个对所有国家开放的自由港，并表示，他个人更倾向于后者。对于中东和南满铁路，他也提出了两个选项：由苏联直接租用经营，或由一个中苏联合委员会，共同经营。
此时，斯大林抛出了他那早已精心准备好的、完美的政治托词。他解释说，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同志，将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何俄国要参加对日战争。”他声称，苏联人民完全理解对德国的战争，因为那威胁到了苏联的生存，但他们不会理解，为何要与一个“没有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的国家”——日本，去开战。
当然，他这就是装出来的姿态。事实上，斯大林此时内心对对日作战早已跃跃欲试。要知道，早在几十年前的日俄战争中，俄国和日本就曾为争夺东北亚的利益而在中国土地上爆发激烈冲突。那场战争最终以沙俄海军在对马海峡遭到日本海军毁灭性打击而告终，不仅让俄国丢掉了远东的战略主动权，更被视为斯拉夫民族的一大奇耻大辱。
想象一下——作为一个自诩为欧洲列强的大国，竟然在战场上被一个亚洲的小国日本打得落花流水，颜面尽失，这种耻辱在整个俄国上层久久挥之不去。就好比学生时代，班里的“恶霸”被一个一向安分守己、沉默寡言的“乖学生”当众痛打了一顿——你说，这以后他还怎么在班里抬得起头？
斯大林当然清楚这一仇未报，苏俄的脸面便始终蒙着一层羞辱的阴影。如今借助反法西斯战争的名义，借盟国之手打开远东战场，对日复仇、夺回旧日荣光，可谓天赐良机。他表面镇定，实则已暗藏锋芒。
在会谈中，罗斯福反复强调他的一个掣肘，或者说，是他为自己向中国主权做出让步，寻找的一个台阶：“他还没有机会，同蒋介石元帅讨论此事”，并且抱怨说，任何告知中国人的事情，“不出二十四小时，就会为全世界所知”。
斯大林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步步紧逼。他说：“如果能带着一份由三强商定的书面条件，离开这次会议，那将是非常有益的。”
罗斯福几乎没有犹豫，立刻表示：“他认为这可以办到。”
这次密会，与其说是一场唇枪舌剑的谈判，不如说是一场冷酷交易的、正式的签约仪式。罗斯福是在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来“购买”苏联的几十个师，以换取美国士兵的生命。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的那份、触目惊心的伤亡预测报告面前，遥远的满洲的未来归属，显然，已经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
在罗斯福与斯大林达成原则性的谅解之后两天，2月10日下午，一场关键的、却常常被历史忽略的外交交锋，在哈里曼和莫洛托夫之间展开了。它揭示了苏联在获得原则性同意后，试图在文字的细节中，进一步扩大战果的、经典的谈判策略。
莫洛托夫向哈里曼，递交了一份由苏方起草的协议草案。这份书面文件，暗藏玄机。其条款，比两天前斯大林与罗斯福口头商定的内容，又更进了一步。草案中，提到苏联对旅顺港的“占有”，而不仅仅是“租借”；并暗示，苏联将单独控制满洲的铁路，而非罗斯福所提议的、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共同经营”。
这是对既有条款的一次重大的、悄无声息的升级。
然而，哈里曼，这位比罗斯福更强硬、也更具疑心的谈判者，立刻识破了对方的意图，并予以了坚决的抵制。他当即表示，这些条款超越了总统的授权，他必须立刻请示总统。他坚称，大连和旅顺，必须是自由港，铁路必须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共同运营，而最关键的是，所有这些，都必须征得蒋介石的最终同意。
莫洛托夫虽然同意做出一些修改，但在旅顺港的问题上，寸步不让。
这一回合的交锋，凸显了高层政治共识与具体外交执行之间的巨大差异。它也证明了，像哈里曼这样一位警觉且注重细节的职业外交官，作为防止苏联过度索取的“防火墙”，所起的关键作用。
哈里曼制造的僵局，迫使斯大林亲自出面，为这场谈判画上最后的句号。这一幕，是整场博弈的高潮，斯大林通过一次精湛的、充满了个人魅力的外交表演，最终锁定了协议的条款。
斯大林直接找到了哈里曼。他表示，他“完全愿意，让大连成为一个在国际监督下的自由港，但旅顺的情况不同。它将是一个俄国的海军基地，因此，俄国需要租借它。”
哈里曼立刻建议，斯大林将此想法，直接告知罗斯福。于是，两位首脑再次会面。结果是：“总统同意了斯大林元帅修改后的提议。”
这是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次让步。罗斯福接受了将一个国际化的商业港口（大连），与一个苏联独享的、戒备森严的海军基地（旅顺），区别对待的方案。斯大林通过将两个港口的问题，巧妙地拆分，制造出一种“相互妥协”的表象，让罗斯福感觉自己赢得了一个要点（大连的国际化），而斯大林自己，则毫发无损地，实现了其核心的战略目标：在远东，获得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常年不冻的军事基地。
随后，罗斯福询问斯大林，是否应由他来将此事告知中国方面。斯大林的回答，堪称神来之笔。他答道，既然他自己是“利益相关方”，他更希望，由总统先生来做这件“困难”的事。
这一下，便将向中国传达这一噩耗的、那个极其尴尬和困难的责任，稳稳地、无可推卸地，压在了美国人的肩上。
最终的秘密协议文本，于1945年2月11日，被正式拟定并签署。其核心条款，白纸黑字，清晰地写道：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维持。
俄国于1904年因日本背信弃义的攻击而受损的旧有权利，应予恢复。即：
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岛屿，归还苏联；
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利益应予保障，并恢复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的租借权；
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由一个中苏合组的公司共同经营，苏联的优越利益应予保障，而中国保有在满洲的完全主权。
千岛群岛，应交予苏联。
协议最后，用一句不容置疑的话，作为结尾：“三强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将在日本被击败后，毫无疑问地予以实现。”
至此，这场围绕远东未来命运的秘密交易，在三巨头的签字下，尘埃落定。
这里提一嘴朝鲜问题：
在开罗问题上，朝鲜，这个被日本吞并了三十多年的苦难国家，它的前途，是开罗会议讨论的另一个重点。
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的立场，高度一致——都主张在战后，必须恢复朝鲜的独立。中国作为同样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对此表现出了强烈的同情和坚定的支持。他在会上明确表示：“朝鲜人民，长期遭受日本的奴役，理应在日本投降后，尽早重获自由与独立。”
罗斯福也完全赞同朝鲜独立的大方向。但是，这位务实的政治家，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现实考量。他认为，朝鲜在日本长达近40年的殖民统治下，缺乏现代国家的管理经验和自治能力。如果在日本投降后，立刻让其完全独立，很可能会陷入混乱。因此，他倾向于设立一个“国际托管”的过渡期，来帮助和扶持朝鲜，逐步走向真正的独立。据事后解密的档案显示，罗斯福甚至设想过一个长达30年的托管期。
这个“托管”的想法，背后是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秩序的一种理想主义设计。但他知道，直接提出，可能会引起争议。而此时，丘吉尔，这位大英帝国的“看门人”，又来扮演他那不甚光彩的角色了。
丘吉尔担心，在亚洲，任何关于“独立”的无条件承诺，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威胁到英国在印度、缅甸等地的殖民统治。因此，他力主，在宣言中，必须加入一个具有缓冲作用的词语。
最终，在三方妥协之下，公开发表的《开罗宣言》中，关于朝鲜独立的条款，变成了一段措辞极为巧妙、也颇具争议的文字：“我三大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决定在适当的时候，使朝鲜自由独立。”
“在适当的时候”——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短语，实际上是美英在“立即独立”和“长期托管”之间，达成的一个政治妥协。
尽管语义含糊，但这毕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明确承诺了朝鲜的独立。消息传出，对于在上海、重庆等地流亡的韩国临时政府和所有朝鲜人民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宣言发表的第二天，流亡中的韩国临时政府，就立刻发表声明，对盟国的保证，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然而，历史也充满了吊诡。正是这个模糊的“适当的时候”，为日后朝鲜半岛的命运，埋下了分裂的伏笔。战后，美苏两国，对于“适当”的理解，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三八线的划分，和一个民族的南北分裂。
这里来解释一下这个“适当的时候”这个词。
“适当的时候”这个看似中性的词，其实是后来朝鲜半岛分裂的伏笔。因为它既没有明确规定独立的时间表，也没有说明战后该由谁来托管，于是美苏各自解释：苏联说‘要先帮朝鲜建立新政府’，美国说‘要先训练民主制度’，两边谁也不认同对方的“适当标准”。这样一来，等日本投降后，苏军和美军各自占领北部和南部，把临时的分界线变成了持久的分裂，最后各自扶植政权，冷战对立加剧，朝鲜再也没有统一起来。”
而雅尔塔会议期间，关于朝鲜的未来，也有过一次短暂的、却同样影响深远的提及。罗斯福向斯大林，提出了他对战后朝鲜的设想：国际托管。
他对斯大林说：“朝鲜已经被日本，统治了整整40年……他们自己，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政府。因此，我们考虑，战后由美、英、中、苏四国，对朝鲜进行一段时间的托管。”
罗斯福甚至以美国在菲律宾的经验为例，认为这种托管是成功的，并具体给出了一个时间表，大概需要“二十到三十年”，直到朝鲜人民，能够建立起一个自主、独立、民主的政府为止。
斯大林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并称赞这个计划“很好”。
当然，后来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战后，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占领了朝鲜。但是在20世纪民族主义浪潮已经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托管方案遭到了朝鲜人民的强烈反对。无奈之下，美苏两国，便在这条分割线上，各自扶持了亲自己的政府：苏联，扶持了金日成，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扶持了李承晚，成立了大韩民国。
这两个政府从诞生之日起，如果能尿到一个壶里不那就见了鬼了吗。双方都把用武力吞并对方、统一半岛，当成了自己的终极目标。这也就为几年后，那场惨烈的朝鲜战争，埋下了最直接的伏笔。
这里面原因很复杂，有对朝鲜战争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类似书籍，
琉球问题：
虽然雅尔塔会议上没有提出琉球问题，但这也是开罗会议的补充，可以把亚洲问题看得更清楚。
在开罗会议在私下会谈中，罗斯福曾主动向中国方面提起琉球的归属问题。中方认为，琉球群岛在地理和历史上，都与中国关系密切，询问蒋介石是否有意在战后将其收回。
出人意料的是，中方对此，表现得相当谨慎。他坦率地回答，琉球在历史上，虽曾是中国的藩属国，但从未真正并入过中国的版图。中国目前的首要目标，是收复被日本明确侵占的故土，对于琉球，并无收回的意愿。
罗斯福听后，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既然如此，那么战后，琉球绝不能再留给日本，可以考虑由中美两国，对其实施共同托管，以防止其再次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军事基地。
这个在当时看来颇具前瞻性的设想，虽然得到了中方的原则同意，但最终，因为种种复杂的因素，并未被写入开罗宣言。宣言对此只字未提，为琉球问题的战后归属，留下了一段模糊的历史空白。
在这场决定了亚洲未来几十年格局的秘密谈判中，温斯顿·丘吉尔的角色，显得颇为神秘和被动。作为最终协议的签署方之一，他却在很大程度上，缺席了核心的讨论过程。这一事实本身，就深刻地揭示了“三巨头”内部，权力天平的悄然变化。
丘吉尔的缺席，是刻意的。他曾不止一次地，私下里，将所谓“中国是世界四强之一”的说法，斥为“美国人的天真执念”和“一出绝对的闹剧”。在雅尔塔，他乐于让罗斯福和斯大林，“自己去演这出关于远东的闹剧”。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欧洲的问题上：德国的未来、法国在占领区的地位，以及他最为关切的、那个关乎荣誉的波兰的命运。
最终，尽管丘吉尔是坚定的反共主义者，并且对苏联的野心充满了警惕，他还是在那份秘密议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的签名，代表了对英国实力急剧衰落和世界新秩序这个残酷现实的、一种清醒而无奈的务实承认。到1945年，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英国都已经沦为了同盟中的次要伙伴。丘吉尔深知，他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尤其是在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战区和外交领域，已经非常有限。
他清楚地看到，远东的协议，本质上是一场美苏之间的交易，是美国为了换取苏联帮助其赢得太平洋战争，而愿意付出的代价。对他而言，更关键的战斗，是在波兰和法国问题上。在此事上提出异议，不仅是徒劳的，还可能危及他在欧洲问题上，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那些脆弱的协议。
因此，丘吉尔的签字，并非赞同，而是一种深刻的、充满了苦涩的政治现实主义的体现。它是一个默然的承认：世界的重心，已经无可挽回地，从伦敦，转移到了华盛顿和莫斯科。而大英帝国，已不再是那个能够撬动地球的支点了。
当然，雅尔塔会议还有其它重要的议题，比如，战后该如何惩罚和处置德国？那个全新的世界组织“联合国”，又该如何构建？在这些问题上，三巨头之间，还要爆发怎样激烈的“唇枪舌战”呢？
我们，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