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在丘吉尔几乎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就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条件，达成了一份秘密协议。罗斯福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换取了斯大林在德国战败后三个月内出兵的承诺，以期能减少美军在进攻日本本土时可能付出的惨重伤亡。这场交易，冷酷而高效，深刻地揭示了雅尔塔会议的另一面：在冠冕堂皇的原则之下，涌动着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算计。
当远东的“金羊毛”被悄然收入囊中之后，三巨头的目光，重新聚焦到了欧洲。那个让他们齐聚一堂的共同敌人——纳粹德国，已经奄奄一息，它的命运，正摆在这张圆桌上，任由胜利者们裁决。同时，为了避免悲剧重演，一个全新的世界组织——联合国，其诞生的阵痛，也在这间宫殿里，达到了高潮。
战后的世界，应该是一副怎样的图景？权力，又该如何被分配和制衡？三位巨人的心中，各自都有一本厚厚的账本和一张精密的蓝图。
当话题转向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时，会议室里的气氛，短暂地出现了一种罕见的、几乎可以说是和谐的统一。
斯大林首先发言，他的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力。他明确提出：德国，必须被“肢解”，必须被彻底剥夺其再次发动世界战争的工业和军事能力。这一次，必须一劳永逸。
莫洛托夫随即提议，在即将拟定的德国无条件投降条款中，明确加入“德国将被彻底肢解”的字样。
丘吉尔，这位一生都在与德国的威胁作斗争的英国首相，最初对“肢解”这个词的激烈程度，表现出了一丝犹豫，他担心英国的公众，可能难以接受如此严厉的措施。但这种犹豫，只持续了片刻。他很快便明确表态，他“欣然接受”这一提议。
罗斯福，同样表示了支持。对于这三位亲身经历了两次由德国发动的世界大战的领导人来说，永久地消除德国的战争威胁，是他们共同的、最基本的目标。
于是，一个看似惊人的共识，迅速达成了：德国，将被彻底解除武装，其领土将被分区占领，并可以考虑，将其分裂为数个独立的国家。为了研究“肢解”的具体可能性和形式，三方同意，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
然而，当讨论进入到具体执行层面时，这种表面的和谐，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第一个争议点，是关于法国的。
丘吉尔，以他那贯有的、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强烈提议，必须为法国，设立一个独立的占领区。他的理由非常现实：他深知，一旦战争结束，数百万美军，迟早会撤离欧洲，返回家乡。到那时，如果欧洲大陆上，没有一个强大的法国作为制衡，孤悬海外的英国，将不得不独自面对一个实力空前强大、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苏联。这让他感到夜不能寐。
斯大林对此，报以毫不掩饰的、尖刻的讥讽。他反问道：“法国？他们凭什么？他们打开了国门，让德国人长驱直入，他们投降得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快！”他担心，如果给了法国一个占领区，会引发灾难性的连锁反应。“那加拿大是不是也该要求一个？巴西呢？还有波兰，他们打得可比法国英勇多了！”
丘吉尔毫不退让，他据理力争，反复强调一个强大的、复兴的法国，对于维持战后西欧的力量平衡，是至关重要的。他将法国，称为“欧洲稳定的第四根柱子”。
在这两位欧洲老牌政治家的争吵中，罗斯福，则像一个事不关己的仲裁者，一直沉默地观望着，没有明确表态。他对戴高乐将军那种高傲而独立的行事风格，一向感到不满和厌烦。于是，法国的问题，被暂时搁置了。
而第二个，也是引爆了整场会议最大冲突的议题，是战争赔偿。
斯大林，再次扮演了那个冷酷的、毫不妥协的债权人角色。他拿出一份清单，明确提出，德国必须向同盟国，支付总额高达20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其中，一半，也就是100亿美元，必须归苏联，以弥补他们在战争中遭受的、那无法估量的巨大物质损失。
这个具体的数字，像一颗炸弹，在会议室里炸响。
丘吉尔的脸色，立刻变得凝重起来。他刚刚收到伦敦战时内阁发来的紧急电报，电报明确指示他，坚决反对在现阶段，就设定一个具体的赔偿数字。英国人，对一战后那场灾难性的赔偿问题，记忆犹新。他们深知，一个被过度压榨、经济崩溃的德国，只会成为滋生下一次战争的温床。丘吉尔，以一种务实的、会计师般的口吻，反复质疑德国的“支付能力”。
罗斯福，则试图用他那惯有的、圆滑的技巧，来化解僵局。他主张，应该用“实物赔偿”的概念，来替代金钱的概念。也就是说，德国应该通过拆除工厂设备、提供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方式，来进行赔偿。这样，既能满足苏联的需求，又能避免在美国公众中，引起“我们又在为欧洲的烂账买单”的反感。
然而，这一次，斯大林的耐心，似乎耗尽了。
他的情绪，突然爆发了。那个一直以来，沉稳、冷静、不动声色的克里姆林宫主人，第一次在会议上，表现出了真实而强烈的愤怒。他重重地，将烟斗磕在烟灰缸上，用几乎是咆哮的语调，重提苏联在战争中付出的、那两千多万人的巨大牺牲。
他质问丘吉尔：“难道，在承受了如此巨大的破坏之后，苏联应该一分钱的赔偿都拿不到吗？”
他转向罗斯福，用一种极具讽刺的口吻说道：“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搬走德国的工厂，那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们，让苏联人民知道，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会议室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一场严重的、可能导致整个会议破裂的危机，已然降临。
最终，在剑拔弩张的对峙之后，三方，都各自后退了一步，达成了一项典型的、充满了外交智慧的妥协：
原则上，承认德国必须进行赔偿。
在莫斯科，成立一个“盟国赔偿委员会”，来专门讨论赔偿的具体数额和方式。
而那个引发了巨大争议的“200亿美元”的数字，将不再被视为一个必须接受的定额，而仅仅是作为赔偿委员会，“进行讨论的参考材料和基础”。
这个巧妙的措辞，给了所有人一个台阶下。斯大林，保住了面子，他可以将此解释为，西方已经原则上同意了他的要求；而丘吉尔和罗斯福，则成功地避免了被一个具体的、他们认为不切实际的数字所捆绑。
德国的命运，看似已经被决定。然而，无论是“肢解”还是“赔偿”，这些看似解决了的问题，实则各方都藏着自己的后手。一场围绕着德国的、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其伏笔，已经在这间宫殿里，被悄然埋下。
在处理完德国这个“敌人”之后，三巨头的议程，转向了一个更具理想主义色彩，却同样充满了权力斗争的议题——联合国的创建。
罗斯福，是这个议题最热情的推动者。他将联合国的创建，视为自己毕生的政治遗产，是他能留给这个饱受创伤的世界的、最后一份礼物。他用一种近乎传教士般的、充满激情的语调，开启了讨论，强调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和平机制，是何等的重要。他引用了自己常说的一句话，他希望，他们的努力，能为“人类，至少换来五十年的和平”。
美国国务卿斯特蒂纽斯，随后介绍了美国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就已经提出的、关于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机制的方案。方案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安理会的任何实质性决议，都必须得到所有常任理事国（即美、英、苏、中、法五大国）的一致同意，也就是所谓的“大国一致原则”，即“一票否决权”；
第二，当安理会讨论某个争端时，作为争端当事国的常任理事国，在投票中，应该回避。
美国的逻辑很清晰：吸取“国际联盟”失败的教训，只有确保所有大国的团结和合作，联合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避免成为一个空谈馆。
丘吉尔，立刻对美国的方案，表示了毫无保留的支持。他说道：“我们大国，虽然拥有否决权，但也应该倾听小国的声音。”他强调，像中国、埃及这样的大国，在涉及到自身利益的争端时，应该可以发言，但没有强制性的投票权。
英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迅速站到了一起。这立刻在会议桌的另一端，引起了苏联方面，强烈的警觉。
斯大林，再次展现了他那冷峻而缜密的、如外科手术刀般精准的逻辑。他没有进行任何情绪化的表达，而是提出了一系列直击要害的问题。
他首先质疑道：“让小国发表意见，当然可以。但如果他们的意见，并不能影响最终的结果，他们会感到满意吗？这难道不是一种虚伪的民主吗？”
接着，他用一种极具穿透力的眼神，看着罗斯福和丘吉尔，反问道：“谁想称霸世界？”他不动声色地暗示，英美两国，正试图用“道义”和“民主”的华丽外衣，来包装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并试图在未来的联合国里，形成一个可以投票压倒苏联的西方阵营。
然后，他打出了历史牌。他冷冷地，提起了1939年，在国际联盟，英法两国，是如何煽动其它国家，在苏芬战争后，对苏联进行制裁，并最终将苏联开除出“国联”的往事。他斩钉截铁地表示，那种被其它国家，用投票的方式联合起来对付的局面，绝不能在新的联合国里重演。
“我们不怕讨论，”斯大林总结道，“我们怕的，是被操控的投票结果。”
斯大林的核心立场非常明确：苏联，必须拥有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一票否决权。即便是苏联自己，成为了某个争端的当事国，它也必须拥有否决任何对自己不利的决议的权力。
这与罗斯福的理想，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一场关于联合国未来命运的危机，再次降临。
最终，还是罗斯福，找到了打破僵局的办法。他进行了一次巧妙的调解和妥协，提出：大国拥有一票否决权，但在安理会以“和平方法”解决争端的程序性问题投票中，作为当事国，必须回避。
斯大林，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接受了这个方案。作为交换，或者说，作为对他做出让步的“补偿”，英美两国，同意了斯大林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允许苏联的两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联合国大会，各自拥有一票。
至此，关于联合国投票机制的、最核心的争议，终于得以解决。现实主义，最终压倒了纯粹的理想主义。三巨头联合宣布，将于1945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以最终确立《联合国宪章》。
一个全新的世界组织，在雅尔塔的阵痛中，即将诞生。
在会议的议程中，还穿插着一个看似次要，却同样充满了戏剧性张力的议题——法国的地位问题。
丘吉尔，是法国最坚定的支持者。他像一个固执的律师，不厌其烦地，向罗斯福和斯大林，反复陈述着自己的理由。他强调，法国，虽然在战争初期，遭遇了可耻的失败，但它具备历史和地理上的双重正当性，是欧洲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法国，来参与战后对德国的管理，整个欧洲的西部，将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这是极其危险的。
斯大林，则对此，报以持续的、毫不留情的嘲讽。他不止一次地，在会议上，用他那特有的、冷冰冰的幽默感，来挖苦法国的军事表现。“他们投降得比任何国家都快，”他说道，“抵抗运动，虽然勇敢，但终归是边缘角色。”他一再表示，让法国参与对德管制，是“毫无道理”的。
而罗斯福，则一直对此，表现出一种冷淡、甚至可以说是厌烦的态度。他对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将军，那种高傲、顽固、不愿合作的行事风格，充满了个人化的反感。他支持给予法国一个占领区，但坚决排斥让法国参与到三巨头的核心决策圈中来。
然而，就在丘吉尔几乎要绝望的时候，罗斯福的态度，却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戏剧性的转变。
这个转变，并非源于任何理想主义的考量，而是出于一个极其精明、也极其现实的政治算计。罗斯福突然意识到，与其将戴高乐排斥在外，让他成为一个不受控制的、在自己占领区内阳奉阴违的“麻烦制造者”，还不如将他请进这个“大国俱乐部”里来，用俱乐部的规则，来约束他的行为。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让他进来，反而更好管理。”
这个转折点，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丘吉尔都感到有些惊讶。三巨头，迅速就此达成了一致。他们决定，立刻给戴高乐将军，发去一封电报，正式邀请法国，加入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
电报发出，尘埃落定。这意味着：
法国，将拥有自己的德国占领区。
法国，将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一票否决权”。
法国，将以创始国的身份，参与旧金山会议。
那个在1940年蒙受了奇耻大辱的国家，在雅尔塔，在它甚至没有被邀请出席的情况下，戏剧性地，重新恢复了其世界“第四大国”（在中国之外）的地位。当然，这也体现了“三巨头核心”，对世界事务的、绝对的权力垄断。那第五把椅子，是他们商量之后，决定“赐予”的。
雅尔塔的帷幕，即将落下。三位巨人，用短短八天的时间，重新绘制了世界的版图。他们之间的妥协与斗争，许下的承诺与隐藏的算计，将像一颗颗被埋下的种子，在战后的岁月里，生根发芽，并最终长成一棵我们今天依然身处其中的、名为“冷战”的参天大树。
雅尔塔会议到现在可以说已经讲得差不多了，那雅尔塔会议在战后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格局？对于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咱们下一回对这次会议做一个详细的总结！